近百年来，能够把经典典籍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诚非易事。

　　民国初年，教育部直辖的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的前身，珍藏着大批典籍，如由清内阁大库移藏的善本约有三万余册，内有《永乐大典》八十余册；敦煌石室唐人写经八千余卷；文津阁《四库全书》六千一百四十四函、三万六千三百册，完整无缺。“实可称为研究国学者一比较完善的图书馆”（历史学家陈垣语）。对于这样的藏书重地，1926年初，竟然发生了教育部部员拟以馆藏善本和《四库全书》为抵押的索薪事件。幸亏京师图书馆主任徐森玉（1881—1971）出面调停，才使国宝典籍躲过一劫。

　　这里所说的“京师图书馆主任”，相当于常务馆长。那时节，教育部为节省开支，均由教育次长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因不取兼职薪金，自然也就很少过问馆中事宜。所以，馆内的“主任”就是全权领导。

　　教育部斯文之地发生这样的事情，平心而论，也是被逼无奈之举。那些年，军阀混战，政局多变，民生疾苦无人问津。教育部经费严重短缺，“部员以欠薪饥困，群起为索薪之举”。如1922年3月3日，教育部就曾派人向财政部索薪，遭到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军队的干涉。当时，京师图书馆也委派了驻教育部索薪代表。5月27日，教育部“拟联合附属各机关一致罢工，要求欠薪代表征求同人意见”。28日，京师图书馆开会，“议决本馆取同一态度，午后起，暂行停止阅览，馆中同人分班赴部开会”。7月15日，就发生了“陆军部人员向董绶金财长索薪，董财长为索薪人所殴，肇事地点即在国务院中”的事件。8月12日上午，俞泽箴也跟同事们一起至教育部，参加索薪会议。11月14日，教育部再次“为索薪事开会，以未得要领，议决明日罢工。教育前途正不知作何变化也”。11月25日，“部中开索薪大会，议决明日起附属机关一律罢工”。就这样折腾了一年，欠薪的顽疾到底未能解决。1923年6月12日，京师图书馆“以索薪停止阅览”，直至11月29日，教育部索薪会议议决，要求恢复办公止，该馆停止阅览已经五个多月，问题的严重性可见一斑。

　　据俞泽箴记载，1923年10月27日，“发薪三成许”。同年12月27日，“馆员发四成薪”。1924年1月11日，“部中来文，馆中全体减薪八折，余亦仅得六十元矣”。1925年10月1日，“得馆薪六成”。“枵腹从公”已是常态。11月25日晚，俞泽箴致函钱稻孙，询问近日教育部中索薪事。次日晚，钱稻孙以电话告知，索薪确有其事，虽未通知京师图书馆，但是，有他在教育部，只要请款有得，不会落下图书馆的。事实上请款谈何容易！一个多月后的1926年1月5日，事态就变得严峻了。俞泽箴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教育部部员开索薪大会，议决将本馆善本、《四库》一律移入教部，由索薪会中人共同保管……上灯后，执行委员罗普、崇岱、谭孔新等十一人来，出会中公函，索取书籍，势颇恟恟，因招森玉来，再四开导，仅取去《善本目录》二册，《四库简明目录》十二册。险矣！”俞泽箴记述得十分真切，幸亏京师图书馆主任徐森玉赶来，面对气势汹汹的索书执行人，镇定自若，苦口婆心，“再四开导”，最终达成协议，仅取去十四册重要书目作为抵押，方使意外事件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徐森玉先生有主见，有胆识，有担当，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没有为眼前利益而随波逐流，关键时刻以自己的人格魅力，保全了国宝典籍。从京师图书馆馆员俞泽箴的晚年日记中，看到徐森玉先生保护馆藏典籍的往事，令我们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