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中国人最重视历史；在浩如烟海的历史著作中，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最重要的经典之一；而在解读《资治通鉴》的著作中，明清之际著名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又是最重要的一部。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是司马光为皇帝编写的一部治国理政的教科书，由宋神宗钦赐书名，上起战国初期的三家分晋，下迄北宋建立前的五代终结，涵盖1362年的编年体通史。该书网罗宏富，体大思精，立意于求索治道、鉴往知来，宋神宗在序中用了12个排比句，称其“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而最早为其作注的胡三省在序中更进一步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做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资治通鉴序》）因此，《资治通鉴》不仅具有史料价值，更重要的是其经世致用，具有不可替代的阅读借鉴意义，受到古往今来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清代史家王鸣盛认为“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十七史商榷》卷100《〈资治通鉴〉上续〈左传〉》）

　　然而，《资治通鉴》卷帙浩繁，现代通行的点校本加上胡三省的注多达600万字，加之编年叙事，一般读者很难通观而直鉴，所以后来又有了朱熹的《通鉴纲目》和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可视为《资治通鉴》的纲目体、纪事本末体的简明读本，成为科举时代天下士子的必读之书。而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则是以《资治通鉴》为基础、讨论“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的史论、政论杰作。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薑斋，世称船山先生，衡阳人，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家。他出身卫籍，自幼习儒，“抱刘越石之孤愤”“希张横渠之正学”，立下豪杰-圣贤的大志。24岁中举，值明朝灭亡，组织乡勇起兵抗清，后加入南明永历政权，在颠沛流离之中隐居治学40年，著书近百种，凡千万言，后人整理为《船山全书》。船山之学，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精神“返本开新”，即返本于“六经”；进而俯仰天地，穷探极论，出入诸子，屏斥申韩，节取老庄，力辟浮屠，宗师横渠，修正程朱，反对陆王，构建起自己“坐集千古之智”的思想理论体系；然后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予以创造性发展，溯源历史，弘扬传统，理究天人，事通古今，所谓“推故而别致其新”“述往以为来者师”，在其生命的最后岁月，完成《读通鉴论》《宋论》，标志着他作为“亡国一孤臣”从文士之思、哲人之思到史家之思的转变。

　　作为船山思想成熟时期的著作，可以说代表了他对历史和现实反思的最后成果，是中国传统史论的高峰之作。

　　在卷末《叙论》中，船山申述其对《资治通鉴》的理解：所谓“资治”，就是为力行求治之资，而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历史只是其镜鉴罢了；所谓“鉴”，就是于其得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所谓“通”，就是通晓治国之道、为人之道、处事之道，“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也就是可以提升自己、与人分享并感到愉悦。同时提出“不言正统”“不论大美大恶”“不敢妄加褒贬”三条原则，进而概括本书的编纂宗旨──因时宜而论得失，“推其所以然之繇，辨其不尽然之实，均于善而醇疵分，均于恶而轻重别，因其时，度其势，察其心，穷其效”。最后表明本书史论的方法──“引而伸之”“浚而求之”“博而证之”“协而一之”“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也可以简称为引论、深论、博论、合论、通论五论，或言展开评论的五个环节。当然，每一则评论并非都要包含五个环节，即使包含所有环节也并非必然依照这个逻辑顺序，即使达到最后的会通之论，也并非 “立一成之侀”“而终古不易”。

　　就中国传统史论体例的历史发展而言，船山堪称是运用史论这种体裁审视、编排、写作历史并取得卓越成就的第一人。《读通鉴论》借《资治通鉴》所载史事，上挂下联，左顾右盼，既联系到战国以前，尤其是追迹三代，正本清源，下及宋元明三朝，尤其是明代，“明帜已易，禹甸为墟，故国之痛，字里行间尤三致焉”，体现了全面性、整体性、系统性的特点。正因为如此，他能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以洞察古今、烛照幽明的识见，弘道正义、济世安民的情怀，顾盼多姿、清丽宛转的文字，阐发“一人之正义，一时之大义，古今之通义”。无论是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还是对制度举措、社会风俗，皆能追溯其渊源、分析其背景、缕述其变迁、阐释其动因、探究其影响，从而兼具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反思态度和批判精神，表现出高超的历史解释艺术，而其中一以贯之的，是其理势统一的历史规律论、趋时更新的历史进化论和“即民以见天”的历史动力论。也正因为如此，本书“迥异流俗”，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如严守夷夏大防，在民族主义问题上不免偏激；严守正道大义，在人事臧否上不免以后见之明而苛责古人。无论是大醇小疵，还是白璧微瑕，均能益人神智、发人深省，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受到历史的魅力无穷和思辨的精微广大。

　　船山曾预言其著作二百年后才会显扬于世，果然“在清末民初那时，凡是开新风气的人，几乎没有人不读《读通鉴论》”。（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在经历了一段昙花般的绚烂之后，20世纪30年代以来，《读通鉴论》逐渐回归到正常的学术视野，吸引着一代代学人分别从历史学、哲学、政治学、民族学等不同角度加以探讨，船山的异代知己愈来愈多。在当今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要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历史自觉，深入挖掘治国理政的历史文化底蕴，而《读通鉴论》便是这样一部不可不读的史论经典。中央党校出版集团大有书局于今年年初推出的《读通鉴论新译》，是目前最为完善、最为便读的一个版本。

　　船山极深研几，文奥难解，其议论又出古入今，左右逢源，故其著作必须加以现代解读方可传承普及。《读通鉴论新译》在广泛吸收借鉴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严格遵循古籍整理通则，对原著进行了全面的整理研究、白话翻译，为广大读者阅读参考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首先，精选版本，严谨校勘。《读通鉴论》始撰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康熙三十年（1691）与《宋论》一并完成，此后一直以抄本流传，直至同治四年（1865）金陵书局本《船山遗书》刊行方正式面世。中华书局1975年推出的舒士彦点校本，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参考若干抄本整理，成为目前通行的版本。岳麓书社《船山全书》本，利用各种抄本、印本进行会校，订正中华本约600处，并参照他本标出细目，堪称最为完善的版本。本书的整理即以岳麓书社《船山全书》修订本《读通鉴论》为底本，参校诸本，并按照古籍整理规范和有关国家标准，纠正现行各本原文的差错，提供统一规范的文本。其次，坚持“信达雅”原则进行现代语译。采取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方式，在准确忠实原文的基础上追求语法结构的通畅和遣词造句的古雅；原文援引古籍文献则尽量核对元典，还原本义；另在括号内加注人名字号、古今地名、年代以及相关内容，以便完整准确理解船山的思想观点，正确认识历代治国理政的得失成败。相较其他版本，经过考证，改正了原本的不少错误。这类问题，均于译文中加括号予以说明。同时，也改正了其他版本注释翻译的许多错误。再次，增加题解，提炼主题。每卷前撰写题解，以时间为序，以帝王为纲，以帝王系事件和制度，或一事一议，或同类事、同类人、同类制度与相关人、事、制度共议，交代历史背景，概括主要论点。每则原文只有序号，没有标题，本书则依据其主旨另拟凝练雅致的标题，如“天下昏乱，忠臣乃见”“刘邦几为富家翁”“更始之失，光武之资”“怪士不惩，天下不平”之类，以便阅读理解其本义。复次，核实本事，注明出处。对全书九百多则论题，一一查找《资治通鉴》中的本事，在文后标示出处，以便有进一步深入探究需要的读者对照阅读，领悟其微言大义。此外，在装帧设计上，从明代刻本《历代帝贤像》中选取历代帝王线描画像30幅，插入每卷首页，以便观瞻；从开本选择上，采用32开本，平装7册，也方便读者阅读使用。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船山有言：“读古人书，以揣当世之务，得其精意，而无法不可用也。”对于船山的史论，我们正可作如是观。《读通鉴论新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学习中国历史的精良读本，可以作为历代治国理政的历史镜鉴。

　　作者为中州古籍出版社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