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一些统治者偏爱道教，一些统治者偏爱佛教，相较而言，儒学成就不大。这也许是因为，三国乱世、朝不保夕、田地荒弃、白骨千里，儒家名教威信扫地，人们逐渐开始思考个体存在的意义，儒家士人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生存问题。他们逐渐转向道家“贵生”思想，这一儒道合流，促成魏晋玄学形成。

　　魏晋玄学，既是当时士人摆脱政治压力的一种精神寄托，也是他们对理想人格的一种追求。它起于清谈，清谈又源于清议。清议起于品鉴人物，与汉代取士制度相关。西汉取士，察举征辟，人物品鉴之风逐渐兴起。东汉后期，人物品鉴之风大盛，激扬名声，裁量执政。这种清议实则是以太学生郭泰为首的士人清流对抗宦官势力的重要方式。汉魏之际，曹操知人善察，曹丕即位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区别人物，第其高下。品评人物，从重德行转为重才学。曹魏之后，清议变为清谈。正始年间，何晏和王弼开启三玄（《老》《庄》《易》）清谈，儒家独尊地位被打破。清议多论国事，清谈多义理之辩，故造语玄妙，别有意趣。魏晋玄学以三玄为本，解经求义，阐明社会、人生之道，意在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对立。它摆脱先秦及汉代天人感应观念，承认自然世界独立存在的价值，考察自然事物本身的生成、发展及消亡的法则，探究自然之理。

　　王弼（226—249）是玄学初期代表，著有《易注》和《老子注》。他将事物的现象和本体一分为二，本体是“无”，现象是“有”。他认为，“无”是一切事物的根本，无是自然，有是名教，所以“名教出于自然”。王弼的思辨玄学，引发出“言意之辩”。时人用“得意忘言”解释经典，证明玄理，并用于文学艺术。（陶渊明有诗云：“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当时人物画的“传神写照”理论亦来自“得意忘言”之说。）

　　中期代表是“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和阮籍，他们看不惯司马氏政权铲除异己的做法，但又不敢正面反抗，只能抨击名教，蔑视礼法，以示抗议。嵇康（223/224—262/263）家世儒学、少有俊才、风姿不群，及长喜好老庄，恬静无欲。司马昭掌权后，隐于竹林，避不出仕。他为人狂放，鄙视权贵、讥讽时事，后被人诬陷，投狱问斩。三千太学生集体请愿，要求释放，未得允许。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弹琴，临刑前还弹奏了一曲《广陵散》。后人评论：“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划分出主体与客观世界之间的界限，自然世界独立存在于主体之外；心物为二，人自身开始觉醒。

　　晚期代表是郭象（252—312），他对自然事物的独立存在及其意义进行了本源性的探讨，视宇宙万物和大千世界为一个物质性的世界，人是这个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和产物。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是自己生成，人对万事万物的认识及态度应该合乎“理”。他认为，人的自然性中就包含着社会性；“有”乃自然存在，非生于“无”，礼教名法，“天理自然”，应任其发展。所谓名教，就是社会政治、伦理的秩序和道德规范，多代表儒家思想。

　　王弼提出“圣人有情，不为情累”。向秀提出“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这是一种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人性论，暗含着反传统的潮流。后来魏晋名士蔑视礼教率真任性的言行，追根究源，即来自这里。郭象认为人是一个小宇宙，他重新阐释庄子的“逍遥”。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什么超现实的人，“逍遥”就是顺应自然。一个人能否逍遥，关键看其能否顺应自然，各安其性。能顺性，就能逍遥，故在他眼中，小鸟和鲲鹏一样可以逍遥。换言之，凡夫俗子也可以和圣人一样逍遥。不能逍遥者，在于不能适性，所以人不应该有非分之想。世俗之人想入非非，违反本性，徒增烦恼和痛苦。郭象的“适性逍遥”和“率性自然”，是一种人人都可以达到的审美境界。这种艺术化审美主体的出现及与自然世界的融合，促进了当时艺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