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辑录了红学名家周汝昌先生与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于1991年至2011年间的往来信件,其中的主要内容是两人关于曹雪芹《石头记》(即《红楼梦》)20年间的讨论和交流,展现了他们在红学研究方面的心路轨迹及专注热忱的治学精神,同时彰显了二人深厚的忘年友情。书中还收集了两人信中提及的同时期文章、资料等。
本文为刘心武先生所写,回忆了与周汝昌先生的交往、共同研讨红学的收获、双方通信的细节、集结成书的过程等。
2003年8月,上海《文汇报·笔会》公布了为时一年的“长江杯”征文活动的评奖结果,周汝昌先生与我发表在2002年8月10日《笔会》副刊的《关于“樯木”的通信》获奖,公布的获奖理由为:“两通关于《红楼梦》的信札,闪电般的灵感和严密的考证中,浮续着中华文化的一脉心香。雅人深致,引人入胜。”后来还分别给周老和我寄来雅致庄重的奖牌。对于这次获奖,周老非常高兴,非常重视,他8月23日复我信时感叹:“昨日蒙你相告,方知我们得奖了,好比暑炎中一阵清风,醒人耳目、头脑。不知评委是何高人?寥寥数笔,不多费话而点睛全活了。那评词无一丝八股气,我所罕见,岂能不感慨系之!”8月25日再来一信说:“奖之本身是个标志性纪念品,真正意义在于这是文化新闻界的第一次公开评奖形式,给了我们(基本论点和治学路向)以肯定和高层次评价──大大超越了目下庸俗鄙陋的所谓‘红学’的‘界’域,这才是百年以来的红学研究史上的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事项。那位评委不知是谁,我深感佩,(‘界’内的那些人有此水平识见吗!)《文汇报》影响不小,是很大的鼓励。”
那次《笔会》征文,历时一年,在征文活动期间发表的三百多篇文章中,涉及《红楼梦》的尚有数篇,包括“红学界”某权威的文章,但最后甄选出的六篇获奖作品中,涉“红”只周老与我《关于“樯木”的通信》。我也觉得那评语非泛泛褒语。短短几句,一是肯定了“闪电般的灵感”。周老曾夸我“善察能悟”,“顿悟”时便有“闪电般的灵感”。红学非一般社会科学门类,悟性很重要,我少年时代读周老的《红楼梦新证》初版,就被书页里不时闪耀的悟性,激活了对《红楼梦》本身的兴趣。二是肯定了“严密的考证”。周老作为红学考证派鼻祖胡适的后继者,其《红楼梦新证》就体现出了严密求证的特色,当然不无可商榷处,但从《史事稽年》入手,力图在宏大全面的历史背景下,去探究《红楼梦》真谛,这是引导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后辈踏上红学之旅的路标,也引得无数红迷朋友阅之兴味盎然。毛泽东不消说,本身就是红学大家,有其独到的观点,他就明确指示:要把周汝昌和胡适区别开来。毛泽东喜欢读《红楼梦新证》的《史事稽年》部分,晚年目力很差,让把某些他喜读的书印成大字本,多是古籍,《红楼梦新证》中的《史事稽年》,也特别开列其中,印成大字本后,成为其枕边书之一。《笔会》的评语不仅肯定了我们那“闪电般的灵感”与“严密的考证”,更褒奖了我们的通信“浮续着中华文化的一脉心香”,而周老的红学观念,正强调的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文脉。他认为,分析《红楼梦》的思想内涵、艺术手法,当然是需要做的工作,但那只是对全世界小说的一种通行的研究,没有落实到《红楼梦》的特殊性上。《红楼梦》不是一般的小说,而是一部超级经典,他将其视为一部可与中国古典文化中的前代经典并列的“经书”,研究《红楼梦》的特殊性才是红学的本分。而《笔会》评语寥寥几笔,竟点中穴位,认为是“浮续着中华文化的一脉心香”,且这样的通信文字,“雅人深致,引人入胜”,谆谆鼓励。周老认为那次获奖对我们爷儿俩意义非凡,我也一样兴奋。
后来在拜访周老时,他又提到《笔会》的颁奖词,问我打听出来没有,究竟何人手笔,四十几个字,行云流水,四两拨千斤。周老对之一唱三叹,还一再跟我说,我们的奖牌上,若镌刻上评语,该有多好!我就告诉他,打听出来了,那评语出自《笔会》主编,名周毅,是位女士,还很年轻。
现在回忆起往事,不禁有些伤感。一是2012年周老仙去前,我曾表示会在某个春天,陪他去东土城公园的海棠林赏海棠。他眼睛近盲,且张爱玲说过“恨海棠无香”,但徜徉在海棠树下,闻一闻那海棠花发散出的缕缕温润的特殊水汽,也可慰他挚爱那“丝垂翠缕,葩吐丹砂”为象征的史湘云之情啊。但我七忙八乱的,竟未能抓紧时机兑现此愿!怅怅!再,2019年10月,竟传来《笔会》主编周毅病逝的噩耗。她才享年五十岁,上苍为什么不假这位才女多些寿数,多支持些作者,共同浮续中华文化的一脉心香呢?叹叹!
我和周老的通信,始自1991年,现在能找到的最后几封信,是2011年的,这通信绵延了二十年之久。我给周老的信,最初都是手写,迨1993年使用电脑后,则除手写外,也有电脑打字后打印的,但我都没有留底稿,早期信件的电子文档,也在多次换电脑重新格式化后丢失。好在周老去世后,其家属在整理遗物时,大体都找出妥存。周老给我的信,早期字迹还大体清爽,后来他目力衰退到一目全盲、一目仅0.01视力,仍坚持亲笔给我写信,每个字都有核桃大小,且难以顺延成行,更常常下一字叠到上一字下半部,甚至左右跳荡。接到这样的信,我总是既感激莫名,又兴奋不已,而费时费力辨认那些字迹,成了我的重要功课,一旦居然全部认出,那种难喻的快乐,便充满整个身心。周老给我的信,保存得相当齐全。现在经周老女儿也是他晚年的业务助手周伦苓女士提议,把周老与我的通信凑齐,出成这样一本书。读者们可以从中看出,周老确实是我的恩师,我的红学研究,确实是在他指引下,一步步朝前推进的。当然我们在某些认知上,也还有所区别,但我们成了忘年交,我在信中多称周老为前辈,周老多称我为贤友。《诗经·小雅·伐木》开首两句“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通信中的嘤鸣,既有“闪电般的灵感”,也有“严密的考证”;既有对中华文化的敬畏与咀嚼,也有被排挤攻讦中的相濡以沫,乃至生活上的关切抚慰。我们的观点当然只是一家之言,但对于广大的红迷朋友,应该还是有相当参考价值的吧。
周老给我的信,多有即兴咏出的诗句,而我则多次将自己绘制的小画,或作为春节贺卡,或仅供赏玩一哂,随信寄去。我有一幅画的是曹雪芹好友张宜泉诗句“寂寞西郊人到罕,有谁曳杖过烟林”的意境,说明文字为“癸酉岁末甲戌将至时,忽念及曹雪芹之伟大尚未为世人尽知,叹叹!画赠前辈汝昌先生”,周老收到后非常喜欢,当时就有拿到报刊发表的冲动。后来我又画了一幅较大的水彩画《沁芳亭》,周老见到立即赋诗:“不见刘郎久,高居笔砚丰。丹青窗烛彩,边角梦楼红。观影知心律,闻音感境通。新春快新雪,芳草遍城东。”原本想把这本书信集的书名,就定为《有谁曳杖过烟林》,但我助理焦金木从网上查到,前两年刚有一家出版社出了本散文集,已作为书名;于是觉得周老诗句中“闻音感境通”,颇可概括我们通信的心音,但《闻音感境通》若作书名,似难吸引读者,于是又考虑干脆命名为《红楼嘤鸣录》。现在读者们拿到的书,书名是出版方反复斟酌后才确定的,但其实这本书最重要的,还是周老与我的通信汇集,相信能够不负当年《笔会》周毅主编那“雅人深致,引人入胜”的评语。
与周老见面交谈,以及见字如面,周老人格中的闪光点,常燃于我心臆中,那就是,他有一种孩童般的纯真,也就是具有赤子之心。他对人对事,都是如此,不会经营人际,不在乎背景来历,具有贾宝玉般的超俗眼光心地。他以赤子之心研红,口无遮拦,不计褒贬,他把红学研究的空间,视为公众共享的园地。他扶持的后进,岂止我一个?有的民间研红者,被所谓“界内”“权威”蔑视,甚至斥为“红学妖孽”,他虽并不认同其说,但对其勇气,总是加以鼓励,对其中吹沙见金的价值,总是予以肯定,他的大度包容,足令人感佩。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请他开讲四大名著,他一身朴素的中山装,也没有特别理发,更没有染发,年老了嘴瘪了,满脸褶子,却有不止一个观众跟我说:周先生真有魅力!魅力何在?说他在台案上,双手十指交扣,未曾开言,笑容如孩童般纯真,一开口,平易近人,深入浅出,没有破碎句子,没有废话,一句接一句,逻辑链清清爽爽,说到尽兴处,自己先笑,眼如弯月,纹若绽花,其讲述的内容不消说对观众大有裨益,其赤子心态令人观之难忘!周老对《文汇报》给予我们通信评奖的反应,他在通信中给我即兴吟出的那些诗,不也都具有孩童般的纯真吗?有一回去他家拜望,交谈中他笑道:你在《百家讲坛》的讲法,做到了左右逢源,四角周全,正如脂砚斋评雪芹,下笔多有“狡猾之处”……我也就笑道:就如此小心翼翼,也还有人完全不容,看来真的是既要自我保护,也不能失去自己的真意呀!笑谈间,也就比对出,周老长我二十四岁,属于父辈,但他却体现出带棱带角的学术风骨。我呢,拿我《百家讲坛》头两集讲红学来说,我就不像周老那样,强调红学的特殊性,而是把关于《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的一般性表述,也涵括到大红学的概念里,我表述得相当圆滑。但其实,我骨子里是坚定地跟着周老搞考据,我的原型研究,先从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政治动荡,特别是康熙两立两废太子,延续到乾隆朝废太子虽然已死,而其子弘晳,也就是康熙帝的嫡长孙,他还是一股强劲的政治势力,与乾隆暗中较量,一度出现了“双悬日月照乾坤”的诡异局面讲起,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曹雪芹那跌宕起伏的家史,再通过文本细读,从《红楼梦》文本中找出相对应的投影,这样一种特殊角度,来层层剥笋,构筑我的“秦学”大厦。我的“狡猾之处”,正是力图通过我包容别人,来换取别人能相应包容于我,也就是,我认为,彼此既然都在大红学的格局之中,“相煎何太急”!我的这种讲述方略,在一般观众中还是有效力的,但所谓“界内”及“权威”,到头来还是容不得我,必欲扼杀而后快。现在想来,还是周老那种“童言无忌”,如林黛玉般,“我是为我的心”,更凸显出学术骨气。周老那孩童般清澈的人格魅力,是我应该永远忆念,也是我应该努力去修炼的。
这本通信集,借《红楼梦》中菊花诗为喻,“休言举世无谈者,解语何妨话片时”,相信会有人感兴趣,或共鸣,或争鸣;当然,估计也会有人鄙夷不屑,那么,就“高情不入时人眼,拍手凭他笑路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