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重庆画了很多有关钟馗的人物画，以钟馗打鬼驱邪这一艺术形象，表现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奋起抗争的精神，展现出一位艺术家的爱国情怀。

　　钟馗为道教俗神，专司打鬼驱邪。唐玄宗曾命吴道子将自己梦见“钟馗捉鬼”的情景作成一幅画，悬于宫中以避邪镇妖。从此，民间挂钟馗像的风俗日趋兴盛，历代画家也把钟馗作为绘画的重要题材，以期驱毒辟邪、太平安康。钟馗题材的绘画内容也越来越丰富，除捉鬼这一形象外，还出现了诸如钟馗嫁妹、钟馗夜猎、钟馗出游等重要场面。徐悲鸿也是善画钟馗的高手，他画钟馗与前人明显不同，只取其名，却退去宗教本意，并将之纳入其写实主义的体系之内，其形、其神、其意，均由神佛之“虚”转为人世的“实”。从技法上看，徐悲鸿不取传统钟馗形象古怪、夸张，他将西画中的素描技巧融入传统绘画中。他笔下的钟馗形象多是近景特写，造型生动逼真，保留了人们所熟悉的络腮胡，同时也加入了自己的想象和审美趣味，如浓眉大眼、宽口阔鼻，等等，少了一般钟馗形象的丑陋和狰狞，却更像是一位英武刚烈、坚贞不屈的英雄好汉。

　　徐悲鸿，原名徐寿康，江苏宜兴屺亭镇人，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其父徐达章是当地知名画家，并精通诗文、书法、篆刻，徐悲鸿自幼随父习诗、书、画、印，打下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1919年考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学习油画、素描，并游历西欧诸国，观摩、研究美术作品。1927年春归国后，曾任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和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等。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徐悲鸿随中央大学的搬迁来到重庆沙坪坝。1938年夏，日军已侵占了大半个中国，国土沦丧，生灵涂炭，民不聊生。面对山河破碎和日军的频繁轰炸，徐悲鸿悲愤难忍，他以笔为戈，创作了大量宣传和讴歌抗战军民的美术作品。他曾说：“战士为国不怕牺牲，我徐悲鸿只能用自己的画笔去战斗了。”这一时期每年的端午午时至刚至阳之时，他都创作钟馗图，以强化驱凶除煞之气势。

　　1938年6月2日端午节中午时分，徐悲鸿在沙坪坝奋笔疾书，画了一幅《钟馗》。民间有端午节在大门和堂中悬挂钟馗像的习俗，以期驱邪除害、祛凶引福。《燕京岁时记》记载：“每至端阳市，肆间用尺幅黄纸，盖以朱印，或绘画天师钟馗之像，或绘画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售之。都人士争相购买，粘之中门，以避祟恶。”清代诗人李福《钟馗图》诗云：“面目狰狞胆气粗，榴红蒲碧座悬图。仗君扫荡幺么技，免使人间鬼画符。”徐悲鸿借端午节挂钟馗像驱鬼的习俗，抒发忧愤之情，寄托爱国情怀。画中钟馗高大魁梧，昂首挺立，剑眉高挑，怒目圆睁，长髯飘拂，神情刚毅。只见他头戴乌纱帽，身穿黑色长袍，脚蹬黑靴，腰悬利剑。一身浩然正气、刚劲雄强的钟馗侧首回望，似在藐视那些猖獗一时、祸害人间的邪恶势力，大义凛然、威武不屈，与右侧矮小猥琐、颔首低眉、头顶果盘、手提酒壶的小鬼形成鲜明的对照。

　　《钟进士》作于“己卯（1939年）端阳正午”，表现了钟馗顶天立地的高大形象。《梦溪笔谈·补笔谈》记载，唐玄宗从骊山回宫，因身体不适昏昏入睡，梦见一大一小二鬼。“其大者戴帽，衣蓝裳，袒一臂，鞹双足。” 一把抓住偷盗杨贵妃的绣香囊和玄宗的玉笛的小鬼，剜出眼珠后一口吞了下去。惊魂未定的唐玄宗问道：“尔何人也？”大鬼奏曰：“臣钟馗氏，即武举不捷之进士也。”徐悲鸿就依据此描绘钟馗奇伟之相貌，虬髯飘拂胸前，腰佩宝剑，侧身而立，威风八面，不怒自威，他双手倒背，握着一只空酒杯，等待小鬼开酒侍候。小鬼赤身裸体，形象丑陋，屈膝跪地，一手抱着酒坛，一手握着坛盖，小心翼翼地打开酒坛。作品以钟进士喻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不畏强敌，终将战胜日本侵略者，让其俯首称臣，体现了中华儿女勇于战斗、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

　　徐悲鸿这一时期创作了大量钟馗题材的作品，诸如《持杯钟馗》《持扇钟馗》《持剑钟馗》《钟馗饮酒》《侧面钟馗》《捉鬼钟馗》等。这些作品将钟馗描绘成身材伟岸、相貌堂堂、神态威严、疾恶如仇的人物形象，塑造成人间正义的化身，紧握宝剑，除暴安良。与其对应的是身材矮小、鄙陋卑劣的小鬼，象征日本侵略军，并将其画成没有头盖骨，以表示其野蛮愚蠢。

　　徐悲鸿不仅以作品鼓舞人民，还在海内外举办画展义卖募捐，多次将售画筹募的巨款捐献给祖国，支援抗战。1946年夏日，徐悲鸿离开重庆。十年江州，也是徐悲鸿最为激情燃烧的难忘岁月，他在家与国之间执剑而行，画出了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