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善行天下──袁了凡”全国巡展天津站在天津博物馆正式开展。该展览以袁了凡善学思想发展为主线，着重解读他践行的《功过格》，以及《了凡四训》《宝坻政书》等著作中的善学思想，探索袁了凡善学思想与当代价值体系的内在联系。

　　晚明善学集大成者袁了凡，浙江嘉善人，1588年至1592年出任宝坻知县。他在任期间，全力投入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建设，免赋、治水、劝农、兴学、倡廉、宽刑，政绩卓著，从根本上改变了宝坻的面貌，成为宝坻自金代建县以来最受称道的贤县令。其传世名著《宝坻政书》《了凡四训》对他在宝坻的行善经历和人生感悟多有记述。宝坻是了凡善学的重要发源地和传承地，在天津文化史上书写下精彩一笔。

　　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袁了凡刚上任就郑重声明“素有体物恤民之志，今将实见之行事”，并发誓“若做不到，天诛地灭”，可见他勤政爱民的抱负和决心。随后政绩证明，他以渊博学识和深广智慧出色地实现了承诺。作为心系百姓的官员，他总是善于发现、直面并解决问题，因此他勤奋理政，夙夜在公，为百姓减轻负担。

　　袁了凡初到宝坻时形势严峻，连年灾荒，饿殍遍地。他尽力劝阻逃难者，并妥善安置，及时向上级申请开仓放粮，多方调剂，排除万难，保全饥荒中的民众。他展开全县人口普查，把救助孤寡贫老等弱势群体作为重要政务，还创造性地实施“以工代赈”等有效措施。

　　袁了凡借鉴朱熹建“社仓”（亦称义仓）办法，建立带有公益互助性质的粮仓，借给百姓口粮和种子，以度过春荒，保证春耕。放粮前，先查核登记，根据农户情况酌量供给，秋收后还仓。袁了凡还激励农户平时勤劳协作，早日还粮，并严惩奸商借机谋利的行为。兴建义仓作为储粮备荒的一种粮食安全机制不断推广，逐渐成为一种民间公益性救济减灾的社会习俗，被后世誉为“备荒第一良法”。

　　袁了凡极为重视农桑，莅任就走遍辖区全境考察，看到大片土地荒芜，多是湿洼盐卤之地，于是亲自规划制成垦荒图册，交付各里长督责开耕。他精通农学，观察土壤颜色，便知适宜种植何物。凡是肥沃土地令种主粮，贫瘠土地则种豆子等杂粮，各随其宜。盐碱地开沟引水使之净化，再种耐盐碱的植物以改良土壤，逐渐将不毛之地转化为丰产田；低洼湿地种芦苇等植物，以增强地力，改善生态环境。不到一年，他就开辟出相当于原有面积四分之一的农田。官署内空地，他让全都种上蔬菜以自给自足，不使家属无事而食，养成懒惰习惯。

　　治理水患 推广水稻

　　宝坻地处海河水系下游，多洪涝灾害。袁了凡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涉及全流域的治水规划：先清理主干河道，再到支流，最后到田间的灌溉沟渠，一层层地疏通河道和修筑堤坝。他还联系蓟州等周边临县一起协作治水，并组织人力，开挖新河，引导河水直接入海，减少水害。

　　袁了凡带领百姓沿海岸植树造林，每当海水泛滥，泥沙被冲上岸后，遇到树林阻挡而淤积下来，久之就形成一道堤坝，以此防止海水倒灌。在此基础上，他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督导建造水车、水闸，构建引水灌溉的河渠网络，筑堤防涝，教民种稻，因势利导，变水患为水利。当地百姓以“袁公坝”“袁柳”的称谓，铭记其功德。宝坻直到现在还存有袁公渠、袁公桥等治水旧址。

　　袁了凡从家乡引来优良稻种推广，在宝坻历史上是件“破天荒”的盛事，极大提高了粮食产量。由此，他成为天津历史上“南稻北种”第一人，比明末科学家徐光启来天津试验种稻还要早30余年。林则徐在《畿辅水利议》中，提及袁了凡在天津推广水田之事，对其做法与经验评价甚高。宝坻现常年种植水稻30万亩，是天津最大的水稻产区，为北方水稻主产区之一。

　　为实现综合治理，袁了凡在对京津冀地区进行实地调研基础上，写成专著《皇都水利考》，对华北主要江河湖泊水系进行考察，并对相关流域的土地使用、农田灌溉和粮食产量等情况做了全面的记述。该书对当今京津冀一体化的生态保护和水利建设，仍很有参考价值。他根据宝坻特点编撰并亲手绘制插图的《劝农书》是农田水利的经典著作。他把《劝农书》分发到全县农民手中，对普及农业技术、提高农民种植技能、指导农业生产都起到促进作用。这是天津历史上最早的农业专著，在我国农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向善立身 慎独立品

　　袁了凡将“祛恶扬善”作为施政的座右铭，忠实履行居官职责，时刻警醒自己。他注重历事炼心，把儒家的治心修身引入善政实践。袁了凡建议人手一册《功过格》，把每日所行之事，或善或恶，随手记下来。月底聚会相互检视，一起改进德行，年终再进行大总结。经袁了凡倡导，《功过格》明末清初已成为士人之圣书，并在善书思想发展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的意义”（日本著名学者酒井忠夫语）。

　　袁了凡为官清正廉明、节支简政、崇尚俭朴，营造出良好的修身和团结氛围。他强调“民间风俗，自当官府敦之”，以良好的官风来引导民风。他深知“善政必简”，要求各部门厘清职责，以便民为要务，简化工作流程。他将讼案按类分工，随来随审，随审随结，公堂无积案。百姓犯罪后，他一定会敦劝其悔过自新。他还取消摊派给百姓的苛捐杂税，对各级职员订立赏罚分明的措施，确保政务的清明、简便、流畅。

　　袁了凡出行轻车简从，不用仪仗，每当巡视乡间，遇到百姓生产生活的各种难题，当即“现场办公”解决。他体恤民生，休养生息，为百姓脱厄解困，实施拯民于水火的“千般善政”，并为民请命，力争免除了“车运皇木”“进贡银鱼”等繁重差役。在具体行政过程中，袁了凡展示出非凡的协调能力。如，皇亲国戚在宝坻的庄田是县政一大难题，管庄太监飞扬跋扈，强取豪夺，横行不法，他努力保证行政事权的统一，使县民得免横征暴虐之苦。他还努力搞活经济，重视教育，亲自讲学，使农工商和文化协同繁荣发展。

　　袁了凡常说“为善最乐”，一直以仁爱善心滋润着百姓，用不断行善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准。作为官员，他的爱自然最多地表现在亲民爱民上，深受宝坻人民的爱戴。在袁了凡身上体现出真善美的高尚品德，达到了古代官员道德境界的顶峰。他的善政使宝坻积弊消除、仓库充盈、文教盛行、百废俱兴，成为县治和教化的典范。

　　袁了凡在知县经历中所接触的民生疾苦使其劝善思想更加深刻并发展成熟，成为他后来在江南倡导善书运动的重要思想来源。袁了凡善政善学对于社会良好风尚的培育起到积极作用，对今日党政干部强化自我修养、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也有很多启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