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自古以来，有作为的帝王、大臣和官吏，大都是在做好调研的基础上开展工作并取得成效的。当然，他们的方式方法各有不同，也各有侧重，但大都是针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因病求方，对症下药，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在历史上留下不少有关调查研究的佳话。

　　◆ 射猎之途

　　实为微服私访之机

　　提到古代帝王官员的调研，人们常常会想起微服私访，这一活动早在春秋时期就已有之，为后来历代贤明君主大臣所效仿。

　　古时候的调研或微服私访，或轻车简从，当然也有前呼后拥深入民间的，不论何种形式，最终要看的是调研的成果，即查没查到实情，办没办成实事。

　　唐代时，有一位帝王就非常善于微服私访式的调研，能够利用一切外出的机会，去了解民意民情，他就是唐宣宗。作为唐代后期较有作为的一个皇帝，唐宣宗“久历艰难，备知人间疾苦”，因此，他即位后不仅“虚怀听纳”群臣进言，还特别留心地方官的政绩，以便自己能够及时进行赏罚。

　　一次，唐宣宗出宫射猎，途中遇到一位樵夫，宣宗立即驻马开始调研。他问樵夫来自哪个县，樵夫说是泾阳。宣宗接着问：“县令是谁？”樵夫回答：“叫李行言。”宣宗更进一步问道：“为政何如？”樵夫也不知道是皇帝在问话，就照实回复：“性执。有强盗数人，军家（指北衙禁军）索之，竟不与，尽杀之。”宣宗听后若有所思，认为陌生人的评价更为中肯。

　　回宫后，唐宣宗认为泾阳县令能够不避权势、为民除害，于是就将这个县令的名字记下来贴在寝殿的柱子上。一个月后，海州刺史空缺，宣宗立即将李行言任命为海州刺史，并赐“金紫”穿戴。李行言入宫谢恩，宣宗让人从殿柱上将名帖揭下来给他看，李行言这才明白自己的升迁是宣宗微服私访的结果。

　　大中九年（855）二月，又有一名县令被破格提升为州刺史。原来，在另一次射猎中，唐宣宗来到京城西北的醴泉（今陕西礼泉）县境，发现有地方父老数十人，正聚集在佛祠祈祷。宣宗觉得很奇怪，又开始了调研，他问众人为何这么做？大家回答说：“我们是醴泉百姓，县令李君奭在我们这里干得特别好，任期要到了，上面要把他调走，我们在这里祈祷，期望他能留下继续在我们这里为官。”

　　回宫后，宣宗又在寝宫屏风上写下“李君奭”三个字。不久，李君奭任满，吏部两次提出新县令人选，都被宣宗抹去，继续留李君奭在醴泉。直至怀州刺史空缺，宣宗这才御笔亲书：醴泉令君奭可任怀州刺史。吏部也觉莫名其妙，待到李君奭面君，众人始知缘由。

　　唐宣宗能够把出宫射猎当作了解民情的机会，一旦发现有政绩的地方官便记录在案，随时准备提拔任用，达到“贤能效用”，这种用人作风也是值得称道的。

　　◆ “水晶灯笼”

　　善于解决“灯下黑”

　　做事情往往容易出现“灯下黑”，有些官员好高骛远，往往对发生在身边很近的人或事没有看见和察觉。比如身边的问题不去解决，身边的人才不去提拔；再比如舍近求远、兴师动众去偏远地区调查研究和去外地考察学习，最后还不了了之，实乃无用之举，浪费行政资源。

　　在宋代，有一位有作为的官员，他就善于解决“灯下黑”的问题，因此被百姓誉为“水晶灯笼”。古人认为水晶是一种无色透明的物质，用水晶做的灯笼通体透明，什么问题都隐瞒不住，于是人们以此来赞誉官员眼光锐利，能洞彻一切问题。

　　这位官员就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的开封考城县人刘随，他以进士及第入官，被任命为永康军（今四川灌县）判官。这个官职就是一个佐理军州事务的小官，在很多人眼里似乎无职无权，然而刘随却不这样认为，他在职权之内，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为百姓办实事。

　　刘随到任永康军后，他知道许多问题都需要走出办公场所去寻找解决办法，需要深入到辖区去考察调研。为了表明他尊重知识重视教育，他先是来到了当地的孔庙。然而他通过了解得知，在永康军祭祀的典礼中，从来就不包括拜谒孔庙。刘随来到孔庙，见到庙宇芜秽杂乱、荒草丛生，又听说负责管理祠庙的楼店务已将庙中一片空地租了出去，准备营建居舍。刘随当即责令楼店务立即收回出租之地，并维修管理使用好孔庙，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而“使蜀人知有圣人”。

　　在调研中，刘随发现永康没有水井，当地居民饮用水全都依赖附近的导江之水。每到冬季，江水冻涸，人们只得去离城二十里处取水饮用。由于饮水艰难，人们往往饮食不时，不少人因此患病，甚者竟至死亡。人吃水尚且如此困难，那就更难以喂养家畜家禽，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更为可怕的是，一旦发生火灾，也难得一勺灭火之水。

　　面对这一严峻问题，刘随下决心修建一个通水工程，根除永康的缺水之患，以解决当地的吃水用水问题。刘随徒步登上永康城附近的鱼凫山去考察，发现这座山可以俯视全城，且山后有一眼很大的泉水，如果能将泉水引到城中，便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用水问题。于是，刘随亲自进行实地勘察，找到了引水入城的办法，组织人员开展工程建设，终将泉水导入了永康城，“水于是足用，民于是不乏，愈汲愈生，取之无竭”。

　　刘随在调研中还发现岷江、沱江和马骑江三条河流经永康地区，岷江在流经永康时，沱江水已先注入，而马骑江在永康距岷江仅是咫尺之隔。如果马骑江在永康与岷江汇合，势必给所辖成都及其下属十三县带来洪涝灾害。刘随对此极为担忧，他带人前去勘察，设计了施工方案，决定动工拦马骑江，疏导江水，防止它在永康注入岷江。后来，刘随调任成都通判，仍然坚持继续施工，终于完成了拦江工程。成都与属下十三县，遂无水患之虞。

　　显然，刘随的调研是真调研，他能发现过去人们没有发现的问题，尤其是许多眼皮底下的问题，并彻底予以解决，百姓因此对他十分钦佩和感激。宋范镇《东斋记事》记载说：“刘随待制为成都通判，严明通达，人谓之‘水晶灯笼’。”这是百姓对他的褒奖，是对他善于调研、善于解决问题的充分肯定。

　　◆ 走近百姓

　　寻方问药解难题

　　走群众路线，是调研的基本出发点。想通过调研了解实情，必须放下身段，与百姓打成一片，真心真意去问询，虚心向百姓学习，实实在在为百姓办实事、解难题。这样百姓才能掏心窝子、交实底，这样的调研才会有成效，得到更多的拥护。

　　在明代，官员调研已经成为常态，多数官员能够做到深入民间，走到百姓中去知民情、解民意、纾民困。明宣德年间江南巡抚周忱便是其中著名一例。周忱，字文襄，江西吉水人，永乐二年（1404）考中进士，得选庶吉士，进学于文渊阁，后升任刑部员外郎等职。

　　宣德五年（1430）九月，正担任工部右侍郎的周忱被任命为江南巡抚，总督税粮。而彼时的江南作为发达地区竟然拖欠国家赋税。

　　周忱来到江南，第一件事就是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去了解百姓的疾苦，他“尝去驺从入田野间，与村夫野老相语，问疾苦。每坐一处，使聚而言之，唯恐其不得尽也”。周忱衣着朴素，态度和善，百姓不知他就是巡抚，自然是有话便说。一天晚上，周忱微服私访，经过一个村时，见树下有个人坐着乘凉，周忱便上前同他搭讪，二人谈起农家田间之事，很是投机。直到属员们找到跟前，那村民才知与自己攀谈的人竟是江南巡抚。就这样，周忱从百姓口中了解了许多实情。

　　周忱是个办事仔细认真的人，他身边常带一个记事簿，在深入民间调研时，无论大事小情，常常无一遗漏地记录下来，连每天天气如何也都记录在册。起初属员们不知这有什么用处，后来有一次，有人报告说运粮船因大风翻沉，周忱翻开记录簿，发现那天根本没有风，骗局一下子就被戳穿了，属员们也由此认识到深入调研、详细记录每天情况的重要性。

　　通过微服私访，周忱了解到江南之所以拖欠那么多税粮，主要是富户不肯交纳赋税之外的加耗部分，这部分加征就只好摊派到一般农户头上，结果“民贫逃亡，而税额益缺”。针对这一情况，周忱深入研究，最终创立了“平米法”，让人户按照赋税平均出耗，又请工部颁发铁斛，让各县依式统一制造，革除了各地粮长“大斛入小斛出”的弊病。

　　周忱还了解到，以往各粮区设粮长正副三人，每年七月赴南京户部办理公文，然后再送北京户部，往返费用均由民户分担，百姓负担很重，苦不堪言。对此，周忱予以改革，下令各粮区只设一人，轮流赴南京，交由有关部门统一上送北京，如此一来，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江南拖欠赋税的问题也慢慢得到了解决。

　　周忱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大都是他走到百姓中去调研得来的。明史学家黄景昉曾评价说：“周文襄每有兴革，必与官吏士民反复议始行。如细布一法，召东门黄婆入行台计之，往往留语至夜分。”农事找农夫计议，纺绩之事找纺婆计议，这就是周忱的工作行之有效的原因。由此可见，搞调研必须真诚地走近百姓，去寻方问药。

　　◆ 因病求方

　　寻“拔本塞源之策”

　　调研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在调研中找到问题症结之所在，如此才能达到“调研如抽丝、解决问题如山倒”的效果。

　　雍正四年（1726年），由广西巡抚调任云贵总督兼辖广西的鄂尔泰，向雍正帝连上奏折，大谈西南几省改土归流问题以及解决办法。听到鄂尔泰上奏折再次提出改土归流，“盈廷失色”，大臣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因为早在鄂尔泰之前，广西提督韩良辅、贵州巡抚石礼哈和毛文铨、云贵总督高其倬等都向雍正帝提出过改土归流建议，但均遭雍正帝的驳斥。

　　然而，令大家没想到的是，雍正帝看了鄂尔泰的奏折后，却立即批准，并委以重任，令他去解决这个问题。大臣们颇为不解，后来雍正帝解释了这其中的原因，前面韩良辅等人，一是没能拿出具体方案，所言只是“小知小见，乃攀枝附叶之举，非拔本塞源之策”；二是他们“非能办理此事之人，故未允其请”。

　　原来，此前鄂尔泰在广西任巡抚时，就已经对此事做了一些调研，所以知道改土归流的紧迫性。此番担任云贵总督后，鄂尔泰更是加大了调研力度，针对问题直面百姓问计。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他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情况可谓了如指掌。

　　鄂尔泰在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整个形势，适时提出了改土归流的重大决策，制定了全面的改土归流方案。他连上几个奏折，详细阐述了改土归流的必要性、迫切性，并强调，“不改土归流，终非远计”“滇黔必以此为第一要务”。

　　鄂尔泰平时居官奉职总是时时把国事、民事系于心头，不管分内分外之事，只要利国利民，都会去积极建议、积极解决。他一直坚持做官不能务虚名，“不以民事为事，不以民心为心，固未有能奏效者”一律不办。因此，鄂尔泰给雍正帝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雍正帝称鄂尔泰办事“广大悉备，纤细不遗”。再加上，鄂尔泰对于改土归流一事调研深入，方案具体可行，所以雍正帝才对其委以重任。

　　鄂尔泰没有辜负雍正帝的信任，他主持了西南几省的改土归流，革除了大批土司，而代之以流官的管理，并实行与内地一样的地方行政制度，从而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管辖，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鄂尔泰在此项工作中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著成效，得益于他的调查研究问题明确，目标精准，方法得当，推进有力。由此可见，调查研究必须善于发现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并查清原委，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强力推进办好办成，唯其如此，才能赢得上司和百姓的信任与支持，调研工作才能卓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