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八十，我这一生该如何作个总结呢？其实也简单，从西北大学毕业后，入伍进入野战部队，1976年调入刚刚恢复的兰州军区创作室（其间偶或进出），直到2004年从创作室退休，算是军旅作家，只写了些为数有限、质量平平的散文罢了。

　　刚进入创作室时，主任是刚刚从“黑帮”队伍里解放出来的赵戈先生，个头高挑，腰板挺直，不苟言笑。听人说，赵戈生于1920年，“文革”前是兰州军区文化部部长。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作为救国会的小组长之一，赵戈组织工人、学生参加游行，曾经长期在吕梁山革命根据地工作。他在刘胡兰的家乡战斗过，是晋绥军区《战斗报》前线特派记者。刘胡兰英勇就义的报道，就是赵戈在文水前线通过军用电台拍发到延安去的。

　　上世纪60年代中期，赵戈有一次赴京开会，围绕一些文化问题，直陈己见，顶撞了某位大人物，被押送回兰州，打入“牛鬼蛇神”的行列。他毕业于延安抗大，曾任八路军120师教导团宣传干事、战斗剧社创作组组长，反应敏捷，声音刚亮，口才极佳。造反派与之辩论时，死活也占不了上风。于是，他们就转换话题，质问赵戈：

　　“你爸爸解放前在上海滩是干什么的？”

　　赵戈回答：“拉洋车、下苦力，养家糊口。”

　　“洋车上坐的是什么人？”

　　“当然是有钱人，或者资本家。”

　　“为资本家拉洋车，就是洋奴。你是个洋奴、走狗的狗崽子！”

　　就这样，他们对赵戈不再“文斗”，而肆行“武斗”。动乱十年间，宁折不弯的赵戈可是吃尽了苦头。

　　军区体育馆的篮球场上，有一个裁判员叫田大壮，身材魁梧，判断娴熟老练，很引人注目。有一次，从体育馆出来的路上，我向赵戈打问：“听说，那个田大壮曾是个造反派，你了解这个人吗？”

　　“田大壮当初是个篮球健将，上了些年岁，才转为裁判员的。运动期间，每有批斗会，造反派头头见他五大三粗、手脚有劲，为了虚张声势，就让他充当打手。有一天，我被批斗，两个彪形大汉从左右扭住我的胳膊，飞步押到台上，右边的那位见我脖颈被勒得难以喘息，满脸憋得发紫，忙腾出一只手，解开了我喉咙下一个紧锁的纽扣，这才让我熬过了这场批斗。散会时，我认出紧要时刻让我喘息的人，就是这个田大壮。田大壮如果是个没有人性的人，那一次批斗，我可能就‘报销’了。”

　　运动过后，初恢复的军区创作室，急于扩编队伍，室里除写作的以外，还有谱曲的、画画的、弄书法的、照相的。其中有一个画家许飞，原是兰州军区文工团从北京的美术学院特招入伍搞美工的，他工于油画，嗣后转入创作室。赵戈有一天与我闲聊，说是北京来人调查过许飞在“文革”中的表现。起因是美院曾批斗一位有名的老画家，说是画“黑画”反党，造反派对这位老画家拳打脚踢，边上的许飞对打手们叫喊：“朝眼睛上打，打瞎他的狗眼，看他以后还能画黑画吗！”北京来人调查，也就是想落实这一句话，因为这话实在是“毒”。

　　人的一言一动，无形中就昭示着心性之善恶。俗话说，谨言慎行。其实，遇到紧要关头，想要谨慎小心而不流泻是很困难的。

　　我在退休以后，从五千里地以外的兰州东迁青岛，田大壮解纽扣的事儿、许飞撂出的一句毒话，都是我在三十多年前，从赵戈那里听来的琐碎细节，多少大事都云烟一样过去了，这小事儿却是刻骨铭心，忘却不了。

　　赵戈资历老，当时兰州军区除了司令、政委，没有几个能和赵戈比肩的。可他脾气倔强，经常训人（有时也难免主观武断）。当时的政治部主任是个开国少将，脾气大得很，他在兰州军区谁也不怕，就怕与赵戈口舌论理。

　　省军区有个从朝鲜前线下来的干事，想调进创作室，写了部长篇小说，先送赵戈审读，赵戈认真读后，否定了。此人经过活动，小说还是被一家出版社出版，他由此而通过更高的领导人调入创作室，成为创作员。运动开始，此人是个风派，批斗过赵戈。他自然认为赵戈一直是刁难他的。创作室像这样的老作家有好几位，作家们愿意接近赵戈的，实在寥寥。

　　赵戈腰里的皮带上，有一小方形棕色牛皮钱包，也就能装几十块钱。1982年，我随他赴京开创作座谈会，坐列车返回时，硬座车厢里，我坐在他的对面。他旁边有一个小偷，趁我们打盹时，用小刀划开了钱包的底部，幸亏钱包皮质硬实，裂口紧合，钱没有溜出来，小偷却溜走了。

　　赵戈翻看着被割破的钱包，摊平右掌让我仔细看他掌上的纹络，说道：“我这一辈子生就的是打鬼的五雷掌，小偷也休想得逞的。”

　　至于创作，当时的风气是看重小说、诗歌，赵戈不尚空谈，厌弃无端虚构，加上自身作品不多，别的年轻作家连连获奖、不断晋级，形成的舆论便是认为创作室由赵戈牵头，是典型的“外行领导内行”。

　　我们所在的办公大楼里，先后出了许多个将军，有些将军比我还年轻，而资历最老的赵戈，却是在师职位置上离休引退的。

　　1992年7月，他返回上海定居，与我仍然保持着联系。在上海，他分别被聘为上海市教委、长宁区、虹桥街道等三个关工委德育报告团的报告员，一直保持着“离职不忘责、身休不忘本”的为人之道，视培养下一代的工作为己任。凡是有请他外出作报告的，无论路途远近，总是风雨无阻，有请必到。

　　八十二岁那年，他腿骨折了，行走不方便，仍拄着拐杖到学校、社区为青少年作报告。赵戈不吃请、不收礼、不接送、不取酬，拒收讲课费达八万余元。他先后到市委党校、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华东师大、建青中学等学校，以及地方机关、工厂、部队等二百多个单位作报告四百多场，听众近三十万人。他作的《刘胡兰精神鼓舞我们》和《高举“一二·九”爱国火炬，让青春在新世纪闪光》的报告，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经典。2009年，九十岁高龄的赵戈，仍然作了三十四场报告，有一万四千多名听众。他把最难忘的战斗往事和青春热血融进报告之中，极大地感染着青少年，他的足迹所到之处，场场爆满，并引起热烈反响。赵戈将那个艰难时代进行艰苦斗争的火种，深深地埋进了祖国的大地。

　　2018年6月5日，赵戈病逝，享年九十八岁。捻指间，又过去了近五个春秋，我当年在兰州时所经历的人、事，几乎都化作了过眼云烟，对于赵戈，总是难忘。

　　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农民子弟。从1976年部队创作室恢复，到2004年创作室撤销之时，我正好也到龄退休，与创作室在时序上的起落算是同一命运。巨擘为文，属雕龙之大业，我写的这些，仅仅是雕虫小技。虽然，本人在文学事业上无所建树，可总也算是搞了一辈子文学创作吧。

　　晚年出于习惯，我偶尔还写点短文，有时回顾既往，深深地感到，人生在世，无论做什么事情，做人始终是第一位的。时间到现在才充分证明，赵戈在创作上是具有真知灼见的内行──他淡泊于名利，耐得住寂寞，挺得直脊梁，无愧于真正的中国作家。

　　作为我的上级，对我影响至重者，当数老前辈赵戈。

　　本版插图  张宇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