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生前没有料到自己的重要价值，他的学识与文笔之好，同代人也一时难以描之。我觉得他生前是寂寞的，能够与其深聊的人不多。想起来我与他的几次交流，都在浅的语境里，后来感到可惜的是，没有很好理解他的思想，以致当年请教的问题都非本然之所。在他去世多年后，自己写这本书，其实是在补课。
据说当代作家身后，作品再版次数最多的，就有汪曾祺。这个现象说明他的别致，其人其文，乃文坛上的明珠。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学问家，但不都是书本的知识，还有生活的道理。在其作品里，这些学问都以很东方的方式传达出来，且又有现代主义的背景在内里。我们看他谈及历史掌故与古代文章，其眼光往往还在一般学者之上。对语言学、文学史的理解，都有专业人士少见的意识。但他没有把这些学究化，而是在诗意与风俗画的感性描绘中，不动声色地呈现出来。而且，常常悟出生活里的理趣，那些我们以为平常的存在，经由其笔，便有了神异之调。
我当年写一点关于他的文章，想要寻找背后的那些东西，于是连带出同时代的一些人与事，在比较中思考一点审美的内容。这些，都是远远的旁观，遗漏的也有一些细节，其中不乏潦草的地方。对于其思想的透视不清，非不为也，而弗能也。一个作家如果不能一下子说清，说明他远远走在我们的前头。
汪曾祺的好，不仅仅是衔接了传统写作的趣味，重要的是对于自己生活的诗意的总结。我们看他的文字那么美，其实掩盖了许多感伤、忧虑与无奈。但他不是甘于陷在灰暗里的人，而是在自己的园地里自得其乐的自信者。而那种自得其乐，不是麻醉自己，泯灭个性于寒冷之中。他的文字绵里藏针的地方甚多，对于伪道学和平庸的思想颇多揶揄，那些静谧的辞章里晃动的火苗，温暖我们之余，也驱散了缠绕着思想的种种魔影。在一个特殊时代而创造出逆时代风气的审美哲学，这是他的贡献。我们对此总结得远远不够。
通常的看法是，在其作品里看到世外桃源般的美丽，好像沈从文世界的另一种延伸。但这也仅仅是一种假象。他对于世态炎凉的体味，绝非常人可以察之。那些对于旧时代的不幸的描摹，有哀凉于斯，而嘲讽的力量不亚于左翼文人。只是那目光的温和遮掩了阴影，我们不易察觉更深的痕迹。他写军阀的残酷，描述百姓的苦楚，以及寻常之人的生命体验，不在一般文人的套路里，反士大夫的一面也是有的。那就是不做儒家理论的注脚，而在个人主义的精神里寻觅人性的亮点。他在俗人俗语里总能发现超然之美，又会于枯燥中点染精神的色泽，从传统文化的余痕里提炼现代人的趣味。于是浑浊里有莲叶晃动，死灭中却烛光闪闪。这其实已经不同于废名与沈从文，走出了别人没有走过的道路。
汪先生的存在，带来了许多稀少的元素，这在鲁迅那代人属于常识的东西，而当代作家多缺少类似的基因。例如，他的作品常常有寺庙生活的描述，和尚、尼姑、居士在其小说里总能有另外的寓意。他不像苏曼殊那样在辞章里熏染佛音，而是看到世俗佛教里的中土文明的本然之色。鲁迅最早在《我的第一个师傅》里写到世俗化的佛教中人的状态，诠释了寺庙间的世俗之景。汪先生是接着鲁迅继续走下去的人物。《受戒》《慧明》写庙宇内外的人生，我们感慨的不都是宗教生活，而是宗教影子里的人性之旅。那些惆怅的苦旅里的微明的光，那么动人地暖着我们的心。汪曾祺于此，看出了人间世最为神奇的美质。
他曾经说自己是一个儒家，其作品也确实有儒家温和、悠远之味。但那不是朱熹的儒家，也非马一浮的儒家，而是经历了五四新文化沐浴过的儒家。这中和之音与冲淡之曲，也有对于人性的拷问，带着清灵的爽意，引人到自审的高地去。不再观念先行，而是从经验里提取爱意。他剔去了鲁迅的残酷，远离了茅盾的隐喻，开辟出当代审美的新途。那些被许多新文化人压抑的传统，被一点点召唤出来，于是现代白话与明清白话的书写，已不再是断裂的对立者。我们古老的文明与现代的鸿沟，被慢慢抹平了。
批评汪曾祺的人，以为其格局不大，革命话语在他那里被稀释了。我们如果细细分析其文本的内蕴，往往比神往重大主题的作家要丰富得多。简单化与概念化在他那里消失了。反讽、静观、冷思都在词语的背后游动，对于存在的描述，也有幽默有趣之处，且显出冷峻后的超脱。《聊斋新意》集中体现了他于流俗里透视人性的智慧，这给他的作品带来复杂的一面。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反本质主义的作家，就审美的突围而言，他的存在比先锋作家可能更为重要。
被读者持续认可的作家，才真的活在自己的母语里。汪先生不仅仅打捞了失去的文明之光，也恢复了汉语的尊严，当代作家能够体味母语气味和哲学意味的人不多，先生独得其神，且以百姓之趣为之，在看似平淡之间，已有层叠不已的气象。弹指之间，山河变色；一语之出，百卉悉开。这是鲁迅之后重要的精神存在。时间越久，他的价值便越发清晰地凸显出来。
他的文字接续了千百年的文脉。节奏、章法、意象，都在金石之趣里浸泡过，宋明文人的文章之道，以一种日常的方式儒雅地涌动出来。他的美不在那些刻意的词采选择上，而是体现在口语与文言的变奏中。粗看起来，平淡如水，而整篇视之，高低起伏，阴阳回旋，寂寞之处突现奇音，细微之中有着深的寓意。百年的小说家，有此种功底者，惟二三子矣，先生于荒漠里独拓出审美的绿地，至今让我们感到文章的爽意。
这其实不仅仅是审美的突围，也有人生哲学的雨露。这样的书写有他对于人生的特别的态度。有意回避无序化的谈吐，不再以灰色涂抹人生之境，那自然不及卡夫卡的深度，也缺了鲁迅的苍凉之气，但却开启了寻常之人的爱意之门。那门的背后不都是枯燥与无聊，天地之间，是初露的曙色，燥热里流出夏日的清凉。在细小的世界看人间万象，未尝不能有酣畅之咏。那些醉心于宏大叙述的人，精神的高墙一个个坍塌下来，而他却于幽微里折射出纷繁的气象。对于研究者而言，其审美理念真的改写了文学的地图。
当代文学已经有了七十余年的历史，作家之多已经让我们眼花缭乱。如果不是汪先生的存在，贯通古今的写作便会中断了。这使当代文学有了与民国文学对话的资本，而且连接了现代性的版图变得完整了。民国文学是晚清文化的产物，而当代文学除了红色传统外，也含有民国文学的基因，后者的代表就是汪曾祺先生。而且他的存在也告诉人们，当代文化其实也是在民国文学的基础上延伸出来的。民国之后，新生的与固有的文学意象，都在汪曾祺那里有趣地保留。他给我们的教益，今天还没有被很好地品味。
没有想到《闲话汪曾祺》这本书很快会再版，这是借了汪曾祺热的推力，真的是与有荣焉。这几年的大学论文里，谈及汪曾祺的越来越多，有的已经很有深度，深觉自己多年前的文字乃过时之咏，只是凑些热闹而已。我们这些喜欢汪曾祺的人，愿意为其传播努力再三，实则也是自我的洗礼。如果因了此书，有人能够再去重读汪曾祺先生的文字，那么吾愿足矣。
（本文为作者所著《闲话汪曾祺》再版自序，刊出内容略有删节、调整,标题新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