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自《红楼梦》开始声名远播，两百多年来推演、猜测他究竟是谁的文章，车载斗量，他的名字后边也就拖着许多等号，比如等于纳兰性德，比如等于曹雪芹，比如等于脂砚斋，比如等于曹頫；还有更奇的，有说贾宝玉是顺治皇帝的，有说贾宝玉是康熙皇帝之子胤礽的，因为“宝玉者，传国玺之义也”，林林总总，不胜枚举。

　　给贾宝玉画等号，始作俑者许是要推乾隆皇帝。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记载：“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末年，和（和坤）以呈上，然不知其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事作也。’后遂以此书为珠遗事。”从此，很多人便把贾宝玉与纳兰性德画了等号，但随着《红楼梦》研究的开展，这一观点已经式微。

　　说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的，则由新红学的开山鼻祖胡适先生最先提出。他认为，《红楼梦》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这一观点的依据，是《红楼梦》是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因为在小说开篇就由“石头”明白清楚地说明，这书是“亲身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不过是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讲述。

　　说贾宝玉是脂砚斋的，也与胡适先生有关。他根据庚辰本第二十二回“凤姐点戏，脂砚执笔事，今知者寥寥矣，不怨夫”这一批语，认为由于凤姐不识字，点戏时自需别人执笔，而宝玉是最具这个资格的，故此断定脂砚斋即是宝玉原型，是《红楼梦》的作者。但这与他此前考证出的曹雪芹是宝玉原型和小说作者的观点相矛盾。为化解这一矛盾，胡适据第十六回的“借省亲事写南巡”等批语认为，脂砚斋与曹雪芹是同一人，是曹雪芹化名：“现在我看了此本，我相信脂砚斋即是那位爱吃胭脂的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脂砚只是那块爱吃胭脂的顽石，其为作者托名，本无可疑。”之后不少研究者循着这条线索，还找出不少贾宝玉是脂砚斋的证据，比如许多条脂砚斋批文都显示“真有是语”“句句都是耳闻目睹”“此亦是余旧日目睹亲闻”；又比如第十七回，宝玉带着奶娘小厮们，一溜烟儿就出园来。庚辰侧批：“形容余幼年往事。”第二十回，贾环与莺儿耍赖，莺儿满心委屈，口内嘟囔说：“一个作爷的，还赖我们这几个钱，连我也不放在眼里。前儿我和宝二爷顽，他输了那些，也没着急。”庚辰侧批：“实写幼时往事。可伤。”这几条不止亲闻，还写实，几乎做实了贾宝玉就是脂砚斋。

　　主张贾宝玉是曹頫的，还主张曹頫为曹雪芹之父。有学者考证出曹頫与贾宝玉相关的三个时间节点：1706年宝玉与曹頫同一时间出生；1722年书中黄河决口事件与历史相符；1724年宝玉赴考与雍正举办乡试同时，以此说明曹頫与宝玉，不但生日相同，而且都同时经历了重大历史自然事件和社会事件。由此证明，宝玉的18年，也就是曹頫的18年，是重叠的18年。贾宝玉就是按曹頫的时间节点创作的，所以曹頫是宝玉的原型。

　　能不能这样给贾宝玉画等号，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搞清楚。

　　第一，《红楼梦》是不是自传体小说？只有自传体小说才能确认传主是某人。自传体小说必须具备如下要素：主人公为确实存在或确实存在过的自然人；主人公需自述生平经历和事迹，并以这一角度写成小说；自传体小说可以运用小说的艺术写法和表达技巧，比如虚构，比如想象，但这些必须建立在主人公亲身经历的真人真事的基础之上。《红楼梦》开篇即将小说托名于一块“无材可去补苍天”的石头来讲述故事，再由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完成小说的艺术创作，其中“朝代年纪，地舆邦国”一律隐去，并不具备以上要素。随着红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就“《红楼梦》是创作，不是自传性小说”（张爱玲语）这一观点达成共识。

　　第二，小说人物的塑造往往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鲁迅说：“小说也如绘画一样，有模特儿，我从来不用某一整个，但一肢一节，总不免和某一个相似，倘使无一和活人相似处，即非具象化了的作品。”鲁迅又说，人物的模特儿“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这种“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方法，是塑造文学典型的必然规律，并不以作家的意志为转移。文学规律运用得好了，作品自然成功，《红楼梦》便是一个最成功的例子，贾宝玉的声名远播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既然《红楼梦》不确定是自传体小说，既然小说中的人物贾宝玉是通过虚构塑造出来的文学典型，一定要把他与真实的历史人物画等号，就是不科学的了。《红楼梦》问世迄今已经二百多年，我国长篇小说艺术理论的研究，也早已告别了乾隆年代，期待《红楼梦》能够生发出更多回归文本、回归文学创作规律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