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金梅先生于3月2日去世的消息，我很难过，也很懊悔，因为自从和他见过一次面后，就再没有去看望过他。

　　最早知道金梅先生的名字，是在30多年前。一天傍晚，在小海地的旧书摊上，我买到了一本《孙犁的小说艺术》，作者正是金梅。起初，我还以为金梅是一位女士，直到后来听几位老先生讲起“沈金梅”如何如何，才知道“金梅”是沈先生的笔名。

　　后来，我又买到了他写的《文海求珠集》《郑振铎评传》《傅雷传》《悲欣交集：弘一法师传》等，都很认真地读了，觉得他不仅文笔好，而且文风正，从不故弄玄虚，更不哗众取宠，他的书中，既有独到的观点，也有翔实的资料，可谓“文章不写半句空”。同时，我也感叹，金梅先生真是高产，不断有新著出版。

　　2007年11月25日，河南人民出版社蔡瑛编审寄给我一本《寂寞中的愉悦：嗜书一生的孙犁》，作者正是金梅先生。从任芙康先生所写的序言中，得知金梅先生的职业是编辑，平时需要坐班，他每天埋头做着两件事──“上班读别人的稿，下班写自己的书”。我自己也做过多年的编辑，深知编辑工作的辛苦和繁杂。能像金梅先生这样在业余时间雷打不动地进行著述，没有超人的毅力和定力是无法实现的，这也是金梅先生“优质高产”主要原因。

　　这本近30万字的书，我逐字逐句地读了，觉得是不可多得也是难以替代的一部研究孙犁的学术力作。由此，我也更加佩服金梅先生的学问。我很想见到他本人，向他当面表达敬意，但一直未能如愿。他很少参加外面的活动，像是一位隐士。后来，听说他的眼睛出了问题，不能再执笔写作了。

　　时隔一年多之后，我终于得到了和金梅先生见面的机会。

　　大概是从他人口中，金梅先生知道我在南开大学从事编辑出版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便通过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李力夫兄给我捎话，说他手里有一些关于孙犁编辑活动的资料，可能对我有些用处。于是，2009年8月27日下午，在李力夫兄的陪同下，我来到了南开区长治里金梅先生的家。

　　这是一个老旧的小区，金梅先生住在一楼，屋内的光线不是很好。听到我们到来的声音，金梅先生非常高兴，说由于视网膜脱落，他已经不能看书写作，平时只能靠听收音机解闷，因此不免有些烦躁。一位大半生都和文字打交道的人不能读书写字，其痛苦的心情可想而知。谈到孙犁，金梅先生很激动，说孙犁先生有丰富的编辑经验，对编辑工作也有很深刻的见解，值得在学术上进行研究，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多。他说，本来想好好研究孙犁在编辑方面的贡献，但是，自己已经做不了这项工作了。说完，他拿出一个纸袋，说，这里面有一些他收集的有关孙犁编辑活动的资料，可以作为参考。我们又聊起了他的《傅雷传》，他说，他和傅雷同是上海南汇人，很早就知道傅雷，对傅雷的学问和人品非常佩服，因此就写了《傅雷传》，但是这本书写得很艰难，因为资料太少。读者中喜欢傅雷的人很多，这本书又出了修订本。我说，您写的《傅雷传》的前两个版本我都买了，修订本还没有见到。金梅先生说，是前些日子出版的，可以送你一本。说着，他从旁边的书架上摸出一本《傅雷传》，拿到阳台上，借着强光，很吃力地在扉页上写下“运峰先生指正  金梅〇九年八月”。看得出，他完全是凭着感觉在写字，其中的“年”字笔画之间都不能连在一起了，让人看着有些难过。

　　大约六点钟的时候，我们向金梅先生告辞，他有些无奈地说：“我现在成了‘废人’，你们能过来和我聊聊天，我就很高兴。”又特意对我说：“小刘，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天津文化，天津文化到底该怎么概括，你想过没有？”我回答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缺乏研究。”他说：“有时间咱们好好聊聊！”我说：“好的，我回去也好好想一想。”

　　遗憾的是，平时的教学、科研任务非常繁重，没有时间和精力专门研究天津文化，也就没有再和金梅先生聊这个话题。

　　金梅先生收集的有关孙犁编辑活动的资料倒是派上了用场。我指导的一位研究生在选择毕业论文题目时，我建议她研究孙犁的编辑活动和编辑思想，她很感兴趣，于是我就把这些资料提供给她，她很顺利地完成了《孙犁编辑思想研究》的论文，得到了答辩委员会的好评。

　　金梅先生以88岁高龄辞世，可谓福报。他的著作，他的品格，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