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读书的人，最怕有错字。一遇错字就像遇到拦路虎，兴趣索然。”孙犁先生这段话，出自《谈校对工作》一文，本来是说校对工作重要性的，移来说明他自己对写作的态度，也完全适用。

　　孙犁先生对自己的文章，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洁癖”：他在一篇题为《谈慎》的文章中写道：“新写的文章，我还是按照过去的习惯，左看右看，两遍三遍地修改。”（《孙犁文集·续编二》第311页。）文章排出了清样，他还要再次校读。文章见报之后，他还要从头至尾再看一遍，确认无误，方才放心。这是他当编辑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不光对自己的稿件是如此，对他所编辑的稿件和版面，均是如此。

　　古人把发现并指正自己文中错字者，习惯于称作“一字之师”。可见对高眼纠错，历来十分重视且尊敬有加。孙犁先生曾称赞“北京某大报主编文艺副刊的某君”，说：“最近我给他寄去一篇散文，他特地给我贴了两份清样来，把我写错的三个字都改正了，使我非常感动。”（见《编辑笔记》，第82页。）孙犁先生晚年，眼睛老花日渐加重，阅读的难度明显加大。他常常嘱咐熟悉的编辑们多看几遍，以免疏漏。这时，就发生了一件在报社内被后来人津津乐道的“小田挑错”的趣事──

　　田晓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任《文艺》双月刊的文书，一个稚气未脱的圆脸小伙儿，我跟他也熟识。他当时的本职任务之一，就是担任孙犁与编辑部之间的“信使”，帮助传递信件和稿子。在孙犁先生去世后，他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这才首次披露了这桩趣事的原委，他写道──

　　“在与孙犁同志的交往中，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最难忘的印象，以至对我后来的工作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那是1987年春季里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带着孙犁同志的信件来到他家，把信件放在写字台上，他也照例热情地招呼我坐下。他从写字台的抽屉里取出刚写完的稿子，递给我：‘晓明，这篇稿子复印后先别寄出去，你看看,有没有错别字。’我接过稿子，有些不知所措：‘那可怎么行？我没有资格给您的作品挑错别字。’孙犁同志却一本正经地说：‘我年岁大了，稍不留神也可能出现错别字。年轻人眼神儿好，你试试看。’我拿着稿子，慌忙与孙犁同志告辞后，回到报社，把这件事讲给主编。邹明同志笑着说：‘好啊，这也是一种锻炼！’复印完稿件，我认真地读了三遍，才发现了一处别字。经查词典后，才敢确认。我用铅笔改过后，将稿件送给孙犁同志。他看见那个改过的字后，一边高兴地说：‘晓明，多读点东西是有好处的。’一边用钢笔将那个字改正过来。”（《孙犁文集·天津日报珍藏版》，第1209页。）

　　一个小文书给大作家改错别字，不但被接受，还受到赞许，这件事本身不仅表现出孙犁先生的虚怀若谷，也体现着老人家对青年人的信赖和关爱。

　　当然，在孙犁身上发生这类被“挑错”的概率，还是比较罕见的。更多的情况是，他的文章被别人“改错”了，而孙犁先生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人民日报编辑刘梦岚在《近之如春》一文中，写到她曾改错一字的事情：“一次，孙老的文章排错了一个字，我写信道歉，他却自己承担了责任：‘那个小错，不算什么。主要是因为我写的那个是字，太草了，容易看错。’”

　　在天津日报编辑葛瑞娥的记忆里，这样的“一字之失”，她曾亲历了两次──

　　第一次发生在1995年2月，孙犁先生《甲戌理书记》在她责编的《文艺评论》版上发表，反应很好。事过三个月后，5月的一天，孙老的保姆杨姐打来电话，让她去孙老家取稿。落座后，孙犁对她说，我年纪大了，报纸的大样字小，眼睛看着费劲儿，你们几个老同志看稿仔细，以后签付印就不要等我的大样了，有问题我会给你们打电话的。接着，又聊到上期《甲戌理书记》，老人说，见报后我仔细看了一遍，基本没什么大错，在《秦淮广记》篇里，“余前有题识”一句中，多了个“回”字。说着他先笑了，安慰我说，多个字也讲得通，对这句话无大碍。可能是我没写清楚。

　　孙老虽然轻描淡写，过了三个月才提出来，显然也没把它当回事儿。可是作为责编，在孙老的文章上出错，岂能轻松略过？葛瑞娥回到编辑部，立即找来原稿核对。这才发现，在“余前”二字的后面，老人标示要把“回”字去掉，但因复印件不太清楚，校对时念起来也通顺，编辑根本就没打问号，就以“余前回有题识”见报了。虽然当时孙老把责任揽了过去，但葛瑞娥心里还是挺不舒服。

　　第二次的“一字之失”，发生在1995年7月，也是在《文艺评论》版上。葛瑞娥将孙犁先生《理书三记》首篇罗振玉的《丁戊稿》，改成了《丁戌稿》。编辑如此修改也不无道理：因为按照通常的干支纪年法，第一个字为天干，第二个字应为地支，由此组合成一个年份。而“丁戊”二字均为天干，不合常理，所以，编辑认为可能是“丁戌”之误。

　　葛瑞娥改过之后，还有点儿吃不准，就打电话向孙老请示。适值老人正在如厕。保姆杨姐在厕外转达问询后，给葛回电说：对，没错。于是，“丁戌”二字就见报了。

　　又是过了若干天，葛瑞娥再去孙老处，他才谈及此误。老人说，用相连的天干二字纪年，意思是记述“丁”“戊”两年间发生的故事或事件，古时有这样用的，罗振玉的《丁戊稿》也是这个用法。葛瑞娥这才明白是自己改错了。老人仍安慰她说，杨姐不大认字，没说清楚，我在厕所里也没听明白。不要紧，等出集子时改正过来就是了。从始至终，依然没一点责怪的意思。（参阅葛瑞娥：《记孙犁先生二三事》，见2012年7月9日《天津日报》。）

　　孙犁本身就是编辑，他理解文字工作的甘苦。因此，对编辑们的“无意之失”，他是理解的，也是宽容大度的。但是，对那些自以为是不懂装懂，大笔一挥胡编乱改的做法，他就不那么容忍了。在《编辑笔记》一书中，孙犁举出两个实例，来表明了他的态度──

　　实例之一：孙犁写道：“那是短短一篇文言文，两千来字。其中一句是：‘余于所为小说，向不甚重视珍惜。’‘所为’误为‘所谓’。好像我不是对自己所作小说，而是对一切小说，都不重视珍惜了。为什么这样改？我还想得通，可能是编者只知‘所谓’一词，不知‘所为’一词所致。”

　　实例之二：孙犁写道：“令人费解的是，文中的文言的‘亦’字，全部改为白话的‘也’字，共有六处。这显然不是排错，也不是抄错，而是改错的。这岂不是胡闹？”

　　两个例子，都是改错一个字。对前者，孙犁说“还想得通”；对后者，显然就想不通了──于是，他忍不住愤怒地斥责一声：“胡闹”！

　　在孙犁先生看来，“文章一事，不胫而走，印出以后，追悔甚难。自己多加修改，固是防过之一途；编辑把关，也是难得的匡助……有识之编者，与作者能文心相印，扬其长而避其短，出于爱护之诚，加以斧正，这是应该感谢的。当然，修改不同于妄改，那些出于私心，自以为是，肆意刁难，随意砍削他人文字的人，我还是有反感的。”（《编辑笔记》，第93页。）

　　从这段“夫子自道”，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身兼作者和编者的孙犁先生，对待“文章事业”是何等看重，何谓“一字千钧”，斯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