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9月21日下午，在天津东南角草场庵天津学生联合会办公室里，刚刚成立的天津进步学生组织“觉悟社”邀请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到社座谈。据亲历者回忆，其间李大钊高度赞扬了觉悟社青年学生们的爱国行为，讲解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他们打开了寻找中国出路的另一扇门。这段历史早已铭刻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长河中，也早已广为人们所熟知。然而当人们再次回到那个历史现场时就会发现，这些浑身散发着“革新”“革心”觉悟精神的津门热血青年，他们的思想已经开始冲破狭小的空间，在经历了多种选择后，他们中的一些人最终成为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坚力量。
通过“觉悟”，马克思主义在京津两地点燃了传播的火炬。辛亥革命之后，国内形势依旧不平静。一方面旧的体制、观念、信仰和道德随着皇权的崩塌而遭到动摇或毁灭，而强大的保守势力却试图掀起尊孔读经的浪潮，开历史倒车回到“前清”时代；另一方面军阀割据，“民国”名存实亡，列强侵略与日俱深，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却屡遭失败，一部分进步人士因此而消沉。万马齐喑的年代，陈独秀呼吁以科学和民主代替迷信与专制，试图引入西方文化推动民众“最后觉悟之觉悟”，最终达到改造文化、改造思想、改造社会的目的。巴黎和会上北洋政府的无能，以及西方国家的“强盗世界”逻辑激发了国内救亡图存的反帝政治运动，对西方文化的失望，昔日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发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一个一切问题可以根本解决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而且苏俄正在将其变为现实。于是他们很快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批判旧政权为主旨的政治运动合流。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正式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了中国知识界。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入狱的陈独秀，出狱后南下上海，谱写了中共党史上“南陈北李”的一段佳话。
通过“觉悟”，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在津城播下种子。当马克思主义思想通过《少年中国》《新青年》等刊物不断扩大其影响时，留日回津的周恩来正投身于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并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的身份“介绍现在最新思潮于社会”，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便是其中之一。9月觉悟社成立后，社员们便邀请李大钊到津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有限的时间内，李大钊无法详细地将马克思主义介绍给青年学生，不过他指导学生要注意对“主义”的研究，也要关注《新青年》杂志上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比如《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这些介绍十月革命的文章一经学习与讨论后，觉悟社成员们便被吸引并取意“列宁第二”，以“李宁二”的名义撰写传单以表对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和他所领导的十月革命的敬仰之情。不过沉浸于新思想中的社员们，尚不知道一年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会通过李大钊等人推动的勤工俭学运动赴法留学，从而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通过“觉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颤动萌发。浸淫于各种理论学说中，对理想社会的渴望促使年轻的社员们立即要求实践，设计、组织和建立理想社会。一如“觉悟”宣言所说的，“从‘觉悟’中生出来的效果，必定是不满意现状，去另辟一条新道，接续不断地往前走，去求无穷的进化”。这条新的道路既不同于当时黑暗落后的中国现实社会，也不同于当时虽先进却弊病百端的西方资本社会，而是建立一个人人“觉悟”的个体自由和社会幸福的理想世界。在当时死水一潭的中国社会现状之下，这种充满浪漫色彩的社会主义思想激励着青年学生以“真正牺牲”“个人布道”的精神去促社会觉悟和进行社会改造。从8月到12月，除了组织请愿活动声援全国各地的爱国斗争，觉悟社成员还联合商界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后遭到军警镇压，周恩来等人被捕入狱。在狱中，周恩来等进步学生继续研读马克思主义等各种学说，不过此时的他们已经开始不再满足于“多研究些问题”和点滴改良，开始意识到这些改良和研究并没有为中国带来多大的改变，反而是苏俄在列宁的领导下击退了西方的军事干涉，建立了新的苏维埃政权。那么中国能否以俄为师？“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在哪里？
为了寻找心中的答案，周恩来等人出狱后，在李大钊的邀集下，11名觉悟社成员在北京陶然亭与各进步团体商讨今后救国运动的方向问题。三个月后，为寻求救国真理，周恩来等人远渡重洋，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的旅途。在法国，周恩来不仅坚定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找到了发动组织工人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以推翻旧制度的政治革命道路，而且还影响了留津的进步学生，使他们相信“我们虽是中国人，我们的眼光终须放到全世界上来。我们不必想取捷径，也不必畏难苟安，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所共负的艰难责任，我们也应当分担起来”。
从天津到法国，一部分觉悟社的成员在实际的运动中不断验证和寻找中国的出路，他们不断“觉悟”自己的思想。这些觉悟的思想又以星星之火燎原之势影响了国内革命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