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津味小说”这一创作现象或作家群体时，每个人心里都会有几个代表性作家和作品，但这个名单里大概不会有蒋子龙。其实蒋子龙在最初的创作里多少呈现出“津味”元素，带有一定地域特色，虽然他更多的代表作承接的是更为阔大的文脉，传承了社会主义文学脉络中那些积极勇敢探索的文学典范的精神。与当时的模式化写作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差异，虽然还是紧张的氛围，但是人物明显有“世俗感的松弛”，人物对话更为自然，有地方风味，甚至还带有个人化的戏谑。过去的文学研究挖掘蒋子龙真正意义上划时代的创作起点，往往忽略了他行文风格上的新质和变化。

　　无论是《机电局长的一天》还是《乔厂长上任记》，都明显能感觉到作家憋着一股劲，有一种内在的紧张感，当然这不再是模式化的小说创作带来的。但即使是这样的乔厂长，身边也有说话不清楚的石敢和温柔的童贞，可见作家有意要告别过去那种充满紧张压迫感的小说氛围。到了《乔厂长后传》，被称为“鬼怪式”的杜兵内心记恨乔光朴，用涂鸦将对立公开化，乔光朴则大度地让他去了更适合自己的岗位，巧妙化解了过去小说中的戾气。尤其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语调轻松自如，人物活灵活现，其中“土玩闹”这个词令其几乎成了天下霸唱新作《大耍儿》的“前史”。可以说，蒋子龙小说除了重要的文学史意义，还有明确的文化意义有待开掘，关键就在于对他早期作品“津味”元素的发现。

　　不过后来蒋子龙并没有在“津味”层面用力，还有些作品通过修改和重写，也去除了这一微弱的特色。对这种变化，最直观的是两个原因，首先是显在层面，或许他从一开始就想写“中国的”而非一地一域的作品，希望获得更广泛的认同，摹写更普遍的经验，描绘更典型的人物，当然就需要淡化作品里的特殊性。其次是隐性层面，为了规避不必要的麻烦，毕竟他最初几部小说引发的轰动里都包含了十分复杂的时代纷争，其中的压力直接影响到了他的生活。当然，如果从艺术层面来说，蒋子龙最初所名世的工业题材小说，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特殊的历史背景，本身就带有跨越东中西部和南北方的特性，其大开大合的叙事风格也很难完全同地方文化实现融合。加上他对典型人物塑造的执着，素材来源都是天南海北，甚至出现了多地都在争抢“乔厂长”名号的趣事。这种情况下，作品也很难专门表现某一区域。

　　从作家的自身经历来说，出生于河北沧州，中学时来到天津，经历了一个并不顺利的融入过程。同学年幼不懂事，外来的蒋子龙被嘲笑过衣着尤其是口音，也因此发生过肢体冲突，故而对城市并没有特别好的印象。后来学技术、参军，又回到了原工厂，都是相对独立的小社会，同城市建立了深厚情感都是后来的事。因此从作家角度说，当时并没有特别强烈的用这座城市特有的表达进行书写的动力。《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刘思佳多少带有一些蒋子龙本人的影子，从作品中呈现出来的自信和独立来看，虽然征用了一些“津味”元素，但只是为了让作品更流畅，是手段而非目标。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蒋子龙的全部作品都鲜明体现出作家作为一个“开拓者”的意图，有时还颇为激进和先锋。因为他期待看到一个新未来，所以对过去某些制度层面的规则和个体层面的行为习惯，都有认为不足取的地方。他寻求的是变革，是新鲜事物、新力量、新风尚和新环境，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文学新人，因此他的创作总是给人一种不断行进的感觉，小说里的人物也是不停地奔波“在路上”。由此“改革先锋”的称号固然是一种政治荣誉，但也不妨做一种文学化的解读。这种写作姿态决定了他很难在某些具体的地方驻足，很难在某些特定的书写方式中流连。另外，他作品里经常出现的对保守势力、旧人旧制鲜明的批判性，也很难使用到带有深切地方眷恋感的书写方式。

　　在各种文学思想异常活跃的20世纪80年代，蒋子龙与“津味”文学擦肩而过。一方面发现自己志不在此也并不擅长，另一方面也处于强烈的创作自觉，主动与其他作家作出区分，既保证了自己的独特性，也作为一种参照系更加突显出“津味”文学鲜明的地域色彩与艺术价值。从更深广的文学史展开观察，无论是解放区文学，还是新中国文学，直至新时期文学，特别是现在身临其中的新时代文学，文学的丰富性一直是显著标志。无论是从宏观层面把握并诠释历史的重大走向，或是从微观层面体察人情人性的真善美，都彰显着我们独特社会形态的自信，体现了我们一以贯之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观。

　　其实话说回来，即使没有选择“津味”文学的路，谁又能说蒋子龙不能代表天津呢？作为一座有丰富文化底蕴的城市，天津从来不是单面向的。天津有市井、民俗和历史的一面，同时也有现代化的一面。只有工业的天津是片面的，只有“津味”的天津也是单调的。正是有了这些自觉创新的优秀作家，一个立体的天津、立体的地域历史及文化得以树立。因为天津的特殊性，天津得以区别于别处；因为天津的普遍性和典型性，天津是中国的天津。因此可以说，从天津，包括天津文学，也能看到丰富、精彩、热烈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