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叶，一个名叫弗朗索瓦·内恩斯的比利时工程师，受比利时铁路总局委派，前往中国北方城市天津，协助建造一座发电厂和有轨电车交通网。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有轨电车。内恩斯和他的合作伙伴斯普鲁伊特医生兄弟在华期间，给后人留下了海量的原始文件、私人日记及珍贵历史照片，呈现出世纪之交的“中央王国”在政治、经济、社会转型中的时代风貌、生活方式和风土人情，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和认识价值。遗憾的是，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珍贵资料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直到一本书的编著者意外发现这批资料，才使中比经济文化交流中的这段佳话浮出水面。这本书就是《比利时──中国：昔日之路（1870—1930）》（约翰·麦特勒、马修·托尔克、查尔斯·拉格朗日等著，刘悦、张畅、牌梦迪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的出版价值，首先是可以丰富人们对近代中外关系史，尤其是西方工业文明引进中国的历史进程的认识。比利时虽是欧洲小国，但上个世纪初，它在钢铁和机械制造方面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近代中国营造了多项工程，包括本书中所涉及的京汉铁路和天津有轨电车的建设。以往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往往聚焦于英、美、法、俄等大国，而此书从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欧洲小国比利时入手，披露出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这对填补相关研究中的空白点和薄弱处，推动中比关系在新时代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正如该书编著者在《前言》中所说：“回顾历史，才能展望未来。内恩斯和斯普鲁伊特兄弟早已不在，他们当年生活过的国家已经发生了永久的改变。不平等条约和租界被抛在我们身后一去不返。中国与比利时是欧盟框架下平等的合作伙伴，在不同层次与不同领域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内恩斯的日记及史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时代的变迁，也为中比两国在共同应对未来挑战时，增添了求同存异的思路，这是难能可贵的。”

　　《比利时──中国：昔日之路（1870—1930）》的出版价值，还在于它提供了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和文献，并附有生动丰富的照片和绘图，对中国与西方交往的历史加以总结和回顾，特别是上世纪初叶，中国在“洋务运动”中引进西方工业和交通设施、国际交往、邮政系统、山川风物，以及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进行了细腻入微的描述，使人犹如穿越时空，看到了旧时中国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和人们为改变现状、争取幸福生活所付出的智慧和汗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比利时人通过在中国大地的旅行，被古老东方文明的魅力所征服，从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到丝绸之路，从龙门石窟的精美佛像到宋代皇陵中的石雕、瓷器等，他们将这些发现或收藏推介到比利时，这对加强两国人民的文化交往和认同，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纵观中外交流的历史，人们会发现：西方人对中国的描述，最初大都是通过传教士和外交官之手，他们往往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以殖民者的视角和心态观察中国，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使得他们笔下的中国多是愚昧落后甚至不堪入目的。而《比利时──中国：昔日之路（1870—1930）》的原始资料，出自几位工程师和医生之手，其讲述内容总体上还是比较客观和理性的。诚如斯普鲁伊特医生所说：“中国人在很多方面并不完美，但这一点被他们身上值得称赞的品质所弥补。总的来说，无论贫穷富有，他们都彬彬有礼、性情温和，并强烈依附于他们的集体。”

　　《比利时──中国：昔日之路（1870—1930）》是怎样被介绍到中国的呢？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该书译者之一刘悦，现任天津社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英语翻译和近代天津历史文化研究。2006年，他结识了比利时工程师，也是本书作者之一查尔斯·拉格朗日先生，两人在交往中发现彼此都有一个爱好：发掘外侨在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的历史。拉格朗日先生多次来津，听刘悦讲述海河两岸小洋楼背后的故事，从此对这个“亚欧大陆桥”上的重要节点城市，产生了浓厚兴趣。2017年4至6月，中比两国分别在布鲁塞尔和天津举办“中国与比利时120年共享的历史”文化交流展。在布鲁塞尔展览开幕式上，约翰·麦特勒博士将他发现的上世纪初内恩斯修建天津电车的日记和相册原件向公众展示，这给在场的刘悦带来了意外的惊喜──这无疑为研究天津城市史打开了又一扇史料宝库的大门。借着展览成功的东风，约翰·麦特勒等六位学者合作编著了这本《比利时──中国：昔日之路（1870—1930）》，并于2020年在欧洲出版。这样，由刘悦将本书翻译到中国，也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也遇到一些难点，其中最重要的是由于中外观念上的差异，原文中尚存一些从殖民者角度对中国人的傲慢与偏见，以及一些史实上的错误，为此，译者在保留原书内容“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在每章之后的译者注释中，加以说明和纠正。相信这本既有文献性又有可读性、趣味性的书，能让读者经历一场有益的时空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