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万年前，现代智人走出非洲，用数万年时间将人类文明的火种播散至七洲四洋，但与组织、技术等代际发展密不可分的复杂文明却始终在历史荒芜处沉睡。直到公元前三千多年，技术的飞跃似乎忽如一夜春风来，第一批国家组织型社会逐步发迹于中亚、崛起于河域，现代文明火种才燃起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簇火焰。

　　自此，人类在技术与文明相依相向的道路上高歌猛进，技术不仅改变着社会生产力的底层逻辑，也向上层文明渗透着深远的、不可逆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二者所困扰的“戈迪亚斯之结”却成为人文哲学领域的一道难题。有如“斯诺命题”中关于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两种文化”割裂和制衡的争议，以及遗传学家霍尔丹和哲学家罗素关于科学导致进步或是毁灭的论战，都在指向同一件事──技术既代表着人类超越自身局限性的雄心和抗争，又潜藏着缺乏文明制度约束而衍生的原罪和危险。因此，讨论技术和文明这两个“相爱相杀”的主题并总结一些启示展望，容易两边不讨好，最常见便是科技史有趣但回味略显不足、文明史恢宏但不免曲高和寡。如何让这两个主题在碰撞火花和激荡内涵间延展恰如其分的反思和融合，尤见功力。

　　张笑宇主要立足于产缘政治的新视野分析文明演进和现代化社会得以维系的机制，以此独辟蹊径审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和现代社会诞生。《技术与文明：我们的时代和未来》作为“文明三部曲”的开篇之作，堪赞头彩。书中开篇明义即已肯定了技术从来都是启蒙人类的第一力量，同时，抽丝剥茧逐步剖开技术文明的迷思困囿──以进步为名，迎来完全不受控的技术极权时代。书中所述的技术并非寻常狭义理解的工具或方法，更准确的释义还包括了推动这些技术进展的政治体制、社会形态、产业结构和阶级力量等。比如中国崛起所背靠的全产业链无限细分覆盖能力优势，在书中即可理解为技术力量的一种外生形态。

　　本书并不落俗于传统历史叙事外层，更不着急于勾勒铺展最终跃然纸面的思考。张笑宇从十四个具体的、鲜活的历史节点里，以小见大地阐述重大技术发明触及人类历史进程的启蒙、撬动乃至挑战，将技术话题置于大历史语境下，不仅足见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也让技术哲学具备了更有信服力的时代语境和视野。

　　相较于学术写作的严谨求证，通俗写作也给予了作者更广阔的创作空间，张笑宇洒脱自如地融入个性洞见，探寻诸如弩机、蒸汽机、印刷术、枪炮、铁路等关键技术进步之于大历史、大社会、大文明所引发的链式反应，由此展现影响人类历史走向的系列大事件背后那股隐秘而伟大的技术力量。如果用更简洁的词汇概述全景脉络，无疑以“需求──失控──边界──汇流”为宜。

　　科技进步的内生动力首先离不开“需求”二字。书中关于蒸汽机和印刷技术的故事耐人寻味。两千年前亚历山大港的希罗已经创作了“气动力学”，但实现人类对机械能源的充分掌控从而开启“蒸汽时代”却至近代才姗姗来迟。只因在奴隶制大生产时期，昂贵的技术发展对于社会更重要的意义是满足贵族与祭祀的需求，而不是解放奴隶。而印刷出版这项最早服务于天主教赎罪券生意的技术改良，却因马丁·路德打造《九十五条论纲》小册子成为当时的“自媒体爆款”，从而让思想传播从口耳相传走向载体技术主流，触发了新教改革。前半部分这些鲜活的史料阐述，让技术卸下了欲说还休的面纱──它从来不是物竞天择的必然选择，许多时候，更像是潘多拉式“盲盒彩蛋”。纵然是天才的成果，也可能因缺乏社会文明土壤而成为过分领先时代的悲剧。这种非刻意渲染的强烈反差感，令读者更好地接受了第一层思考，即服务于需求而诞生的技术本身无所谓善恶，却往往因时、因地、因人、因用的差异而被标签化，陡然增添二元论思辨的底色。

　　到技术与文明相向而行的阶段，二者也常常难以善始善终地拥抱，甚至电光火石间几乎滑落至失控的歧途。书中以铁路、核武器为引例，进一步阐述对政治制度、秩序体系等社会外生形态的探讨。作者在此间展现了一名“乐观的悲观主义者”的技术哲学立场，坦陈对于当代思想、政治、意识进步落后于科技爆炸的担忧。无疑，技术控制一旦缺乏必要的文明阈值，那么未来时代渐已敞开的图景“缝隙”将更像是尼采所说的“深渊”凝视。

　　当人类凝视技术璀璨时，技术也在凝视文明底线。

　　书中最后一层的思考递进，起于对技术与文明的边界探讨。人与机器的边界隐忧早已是业界热话，同时，在今时今日“修昔底德陷阱”论、逆全球化甚至反智主义等不稳定因素日盛的映衬下，“中国与世界”“瘟疫与文明”两章更是颇费笔墨地阐述产缘政治下技术型社会与公共管理体制进步的路径之选──一方面通过产业战略来化解技术大潮所带来的市场转移冲击；另一方面完善更能平衡公共利益与专业领域的治理体系，以制衡技术极权风险。

　　张笑宇凝练出最终的观点──技术型社会容易陷入马克斯·韦伯曾提出的“铁笼状态”，因此亟须发展思维的“汇流模型”──把握科技、社会这两条“大河”汇流耦合的势头，积极寻找更容易实现先进技术广泛应用的“低河床”社会土壤。在推动技术进步的同时，还需要发展更多具备“汇流”视野和跨领域“疏浚”的决策者，不断拓展并捍卫文明责任的底线边界。

　　仰首来日，我们需要时常叩问──以什么样的文明与技术共舞？又以什么样的技术共文明繁荣？如果问题还没有标准共识，不妨先参照爱因斯坦的答案：

　　“人类精神必须凌驾于技术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