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瓘(1057—1124年),字莹中,号了翁,北宋南剑州沙县(今属福建省)人,元丰二年(1079)殿试第三名(探花)。生活中的陈瓘为人谦和,“性闲雅,与物无竞”,而一到了朝堂之上,他却完全是另一副模样,刚直不阿,仗义执言,《宋史》称他“谏疏似陆贽,刚方似狄仁杰”,虽一书生,凛然不可侵犯。
拒谢私恩
刚正直言
宋元祐四年(1089),陈瓘出任越州通判。当时蔡卞为越州太守,素闻陈瓘的才名,很想收为己用,于是便有意多加笼络。这个蔡卞很有些背景,他是大奸相蔡京的胞弟,还是名相王安石的女婿,要是靠上这样的大树,仕途肯定会一帆风顺。然而陈瓘却认为蔡卞心术不正,不想与他同流合污,于是多次以患病为借口,要求辞官归隐。陈瓘宁可官不当,也不与看不上的人靠近,这让蔡卞颇为不爽。
宋哲宗亲政后,起用章惇为相。章惇十分器重陈瓘,在进京的路上,把他请到车上征询他对于朝政的意见。
陈瓘问他:“现在天子让您执掌大权,敢问您要先做什么事呢?”章惇说:“司马光一党奸邪,清除其余孽是当务之急。”陈瓘说:“您错了,如果真这么干,恐怕将失天下之望。”章惇大怒,说:“司马光毁弃王安石新法,另搞一套,乱政误国,如此不算奸邪又是什么呢?”陈瓘毫无惧色,反驳说:“不了解人的心迹,就怀疑人家的行为,是不可取的;没有罪证,就指责他人奸邪,盲目处治才是最大的误国。当今之急是消除朋党,公平持正,才可以救弊治国。”章惇虽然十分气愤,但也不得不佩服陈瓘的胆识和学识。
建中靖国元年(1101),陈瓘被任命为右正言,后又升为左司谏。御史龚尖因弹劾蔡京误国,被蔡京一党驱逐出京。陈瓘闻讯大怒,直接上疏宋徽宗,义正词严地说:“绍圣以来七年间就有五次驱逐朝廷大臣的事件,被罢免放逐的都是与蔡京持不同政见的官员,今天又要驱逐龚尖,公理何在?”
崇宁元年(1102),陈瓘任著作郎,后改任右司马员外郎权给事中。职务前加上权字,相当于现在的“代理”。当时的宰相曾布很想拉拢陈瓘,派人传话说,准备去掉“权”字,将他扶正。陈瓘对儿子陈正汇说:“我与宰相议事多有不合,现在他们以官爵为饵来笼络我,如果我接受他们的推荐,那么与他们所为有什么区别呢?这样做于公于私都有愧。我这里有一道奏章,论及他们的错处,准备呈上去。与丞相开诚布公地讨论,合则留,不合则去。”
第二天,陈瓘应约来到曾宅,拿出自己的意见书,二人立刻争辩起来。曾布生气了,出语越来越严厉,甚至脏话也冒了出来。陈瓘则不卑不亢,据理力争。见曾布失态,他慢吞吞地说:“刚才我们讨论的是国事,是非终有公论,最后将由历史来证明。相公何必因此发怒,有失宰相礼贤下士之礼呢?”弄得曾布十分尴尬,连声道歉。
在陈瓘的影响下,他的儿子陈正汇也是一身正气。政和元年(1111),在杭州的陈正汇举报蔡京一党有动摇东宫的企图。蔡京一党大惊,不仅将其下狱,还以同谋罪将陈瓘逮捕,逼迫他们父子俩承认造谣诬陷宰相。
在公堂上,陈瓘坦然地回答:“正汇举告蔡京将不利社稷的文书还在路上,我怎么有可能预先得知呢?既然我不知道,而要我违心地去指证他们犯罪,是情义所不容的;挟私愤,作伪证来迎合你们,是道义所不为的。蔡京奸邪,必定危害国家,这是我多次奏明的,用不着今天才说。”
陈瓘大义凛然,字字掷地有声,连内侍黄经臣闻之都为之感动。他说:“皇上正要知道事情真相,就据陈瓘所言上奏吧。”
在谏官任上,陈瓘相继弹劾安惇、蔡卞、邢恕、章惇、蔡京、蹇序辰等,使这些人一度丢官外放。但也正因如此,他一生仕途坎坷,“四十二年间,调任凡二十三次,经八省历十九州县”。尽管如此,陈瓘不堕其志,从不为自己的行为后悔。
见微知著
深谋远虑
陈瓘不仅有勇,敢于同权臣斗争,更有谋,对事物有敏锐的眼光,善于深谋远虑。
有一年,他从湖州掌书记任上奉旨入京,觐见皇帝,刚到宫门口,就听说了一件事,皇帝下旨命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将之前大臣们的上书、被皇帝退回的奏折全部收缴回来。
陈瓘一听,急忙找到宰相的属官谢圣藻,举出蔡京上疏请求诛灭刘挚等人家族的旧事,警告他说:“这一定是奸人计划的诡计,如果将来出了变故,这些奏折就会被人篡改当作证据,中书省更是难辞其咎。”谢圣藻闻言吓出一身冷汗,赶忙把这件事报告给了宰相,然后把上缴的奏折全部抄录了副本,保存在三省之中。
后来,蔡京的党羽果然想通过欺诈诬蔑以掩饰过失的言辞,结果由于有这些副本的存在,无法消灭罪证而未能得逞,那些正直的大臣也由此得证清白,没有遭到陷害。
邹浩是陈瓘的好友,哲宗时遭到贬谪。宋徽宗赵佶继位后,陈瓘推荐邹浩回京任右正言。有一天,徽宗和邹浩聊起当年哲宗立后的事。原来哲宗有一个儿子献愍太子,名茂,是昭怀皇后刘氏为妃子时所生的,在此之前哲宗没有儿子,皇后之位也还空着,邹浩曾三次上疏劝哲宗立刘氏为后。说起这段往事,徽宗再三地嘉奖赞赏,后来又问及谏书在哪里,邹浩回答说:“已经烧了。”
退朝后,邹浩将这件事告诉了陈瓘,陈瓘急得直跺脚:“谏书你给烧掉了?灾祸恐怕就要从这件事开始了,将来奸人随便捏造一封谏书,都将无法分辨真伪了!”
没过多久,蔡京得势,他向来忌恨邹浩,就命他的党羽伪造邹的奏疏道:“刘氏杀死卓氏而夺走卓氏的儿子,欺瞒人还可以,怎么可以欺瞒得过上天呢?”徽宗下令调查,邹浩无以辩驳,最终再次被贬为衡州别驾、诸州通判,不久又被放逐到昭州,结局就像陈瓘所预言的那样。
陈瓘在通州时,张无垢入朝为相。张无垢对陈瓘极为赏识,想让他来帮助自己。为了保证政令畅通,张无垢抛开三省六部的旧制,新设了一个行政机构取名政典局,负责接奉圣旨,发号施令。他还想以陈瓘所著的《尊尧集》中的论述作为施政方针,命陈瓘将《尊尧集》修正好火速送京。
突然受到如此的厚待,换个人早就受宠若惊了,陈瓘闻讯却不住地摇头。面对政典局十万火急的催促,他只好写了一道奏章,用黄帕封好,要求他们在皇帝面前拆开。来人很是不解,说:“直接向政典局表达就可以,何必上达圣上呢?”
陈瓘说:“我恨不得能直接呈给皇上亲自看呢,只是没有得到皇命,不可以乱来。张无垢担任宰相想有所作为,不在三省公开施行,却设置政典局来任用官员,当成私事来办,别人肯定会怀疑忌妒。恐怕《尊尧集》还没有送到,张相等人的地位已经动摇了,要离他们远一点还怕办不到,何况是给他写信呢?”
不久,果然如陈瓘所预言的那样,张无垢被罢黜。此时众人想起陈瓘的话,不得不佩服他的见识。
内省自责
知过必改
陈瓘富于斗争精神,对于看不惯的人和事从不放过,同时也善于自我反思,对于自身的缺点错误,同样深切自责,不吝改正。
宋元丰八年,陈瓘任礼部贡院检点官时,与校书郎范祖禹同宿舍。有一天,两人闲聊时,范祖禹说:“颜渊不迁怒不贰过的品德,只有伯淳才具备相同的品格。”陈瓘不解地问:“谁是伯淳?”范祖禹沉默了许久,说:“您不知道程伯淳这个人吗?”陈瓘这才知道程伯淳就是理学大师程颢,在行将而立之年,却不知当今儒学之巨擘,这让他深感惭愧。当然,他并未停留在惭愧、感叹中,而是用切实的行动来弥补视界的短缺,“自是每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带然后诵之”。
这件事让陈瓘一生都难以忘怀,直到55岁时,他还专门写了一篇《责沈文贻知默侄》,回忆起当年的“不知伯淳”仍然痛心不已,“时予年二十有九矣!自是以来,常以寡陋自愧”。
陈瓘与因程门立雪而闻名的杨时结为好友,杨时深得程颢理学的精髓,陈瓘经常与他切磋学问,两个人都有惺惺相惜之感。杨时在读到陈瓘的《责沈文》后,不由感叹道:“了翁先生以盖世之才、豪迈之气囊括宇宙,应该说前无古人了,但却不以贤良的智者自居,犹然以没有听到长者的教诲而惭愧。如果没有尊崇德行、崇尚大义的心而追求超越自我,怎么能做到这样呢?”
陈瓘曾经是王安石的崇拜者,在应举之前,“凡(王)安石之身教,王雱之口学……皆以为是”,对以王安石及其子王雱为代表的“临川之学”极为推崇。入仕后,他卷入了北宋时期复杂的新旧党争,最终被以蔡京为代表的新党划为元祐党人,归入旧党一列,因此不断遭受打击。新党高举的旗帜,就是王安石的新学,陈瓘尽管连遭贬谪,但他还是拿起笔进行反击,在谪居廉州(今广西合浦)期间,他撰写了《合浦尊尧集》,尧者,皇帝也,就是要明君臣之分。陈瓘意图拨乱反正,但矛头主要指向了蔡卞、章惇、蔡京等人,对王安石的政事、才干乃至人品都赞美有加,甚至“尝以安石比之伊尹”。
及至蔡京专权乱政,皇权旁落,陈瓘深以为害,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深刻反思。崇宁五年,他贬谪明州(今浙江宁波),完成了《四明尊尧集》,因“痛恨前作(即《合浦尊尧集》)”,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王安石。王安石在《虔州学记》中曾说:“若夫道隆而德骏者,又不止此。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意思是说,对于道行品德高尚的人,即使是天子,也要转过身来虚心请教,而尊其为主。陈瓘痛切地说:“自安石唱此说以来几五十年矣,国是之渊源盖兆于此。”以为国乱的根本就在于此,他认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则不可改也”,如果“夫天子北面以事其臣,则人臣何面以当其礼” ?
对于自己思想的巨大转变,陈瓘自述心路历程说:“臣之所以著《尊尧集》(指《四明尊尧集》)者,为欲明臣改过之心。”此前在《日录辨》《合浦尊尧集》等里的议论多有错误,受到舆论的批评,他为此恐惧悔恨,“故不敢不改也”。知道错了,就勇敢地加以改正,这就是陈瓘的品格。
绍兴二十六年(1156),宋高宗赵构在经历秦桧专权之后,深有感触地对身边的大臣说:“陈瓘当年为谏官,有很多刚直的议论。最近我看他所著的《尊尧集》,申明君臣的名分,与《易经》天尊地卑相合,与《春秋》尊王之法相配。王安石号称精通经术,但他说对道德高尚的人,天子应当遵其为主,实在是离经叛道啊!”
陈瓘在《杂诗》中曾经写道:“如闻不善须当改,莫谓无人例可欺。忠信但当为己任,行藏终自有天知……”畏天知,畏良知,心有所畏的陈瓘终成一代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