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的《七缀集》里，有一篇长篇论文《林纾的翻译》。钱先生以他的人生经历和渊博学识，对近代史上的奇才──林纾在翻译领域的成就和成败得失作了深入研究，堪称翻译史上的一篇重要论文。

　　我过去浏览过几种《林纾诗文选》，对这位可爱的文化先驱略有所知。但他翻译的作品，一本也没读过，只从他人的零星引文里，得见他的“桐城派”文章片段。他译的《鱼雁抉微》，我读的是罗大冈先生翻译的《波斯人信札》，孟德斯鸠的文章之美，不知他是怎样翻译的，我早想比较一下。林纾的书画，我见过真迹，嗅到过奇才遗留的气息。他不懂外文，却翻译了180种外国文学作品，大开百年前中国读书人的眼界，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过巨大的贡献；甚至，因为读他翻译的小说──如钱钟书先生，从小就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并确定自己求学、研究的方向。钱先生回忆：“我自己就是读了林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哈葛德、狄更斯、欧文、司各德、斯威夫特的作品反复不厌地阅览。假如我当时学习英语有什么自己意识到的动机，其中之一就是有一天能够痛痛快快地读遍哈葛德以及旁人的探险小说。”林纾的翻译，点燃一个江南小城少年的求知欲望，翻译的影响力可谓大矣。

　　钱钟书先生年轻时认识林纾的好友陈石遗，并把他与陈的谈话整理出版，是为《石语》。陈石遗起初不知他在国外学什么，以为像其他留学生一样是学理工科，待知道他是学文学后，不解地问：“学文学为什么要去外国？咱们中国文学不就很好嘛！”钱先生说是读了林译小说后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陈说：“这就搞颠倒了，林纾知道了也未必高兴。”原来，林纾虽翻译了那么多的外国小说，又精于绘事，但他更看重也希望他人看重的，是他的古文。他自己就很自负地说过，六百年以下，除了归有光就数他的文章。在林纾眼里，他翻译的著作数量虽多，毕竟是咀嚼别人的馍；他画的画也不错，到底是游于艺，算不得正经事。只有古文，才是他的创作。在几种“桐城派”的文选里，作为这个流派的殿军，林纾有一席之地，这才是他看重的文苑地位。

　　现在不能想象：林纾不懂一句外文，是怎样翻译外国文学的呢？他的流水作业线是什么样子？从他人的记述我知道，他翻译的过程是：懂外文的助手口译原文后，他斟酌词句，排列结构，以原文大意掺杂自己的消化，再用文言文转述。按钱钟书先生的分析，林译往往按译者的灵机一动加入小说中没有的句子，有的就是按中国小说的句式创作的。在社会转型期，我国已有现代的新闻出版业，林纾的文章，难免掺杂报刊语言，不是纯粹的古文。与林纾同为近代翻译巨擘的严复，曾提出著名的“信、达、雅”作为翻译的最高标准。我认为，区别不同的书籍，政治、经济、法律、科学方面的，“信”是第一标准；其余文学艺术方面的书籍，“达雅”是第一标准，“信”的要求，对一部小说的翻译来说并不重要。当然，这只是我一个外行读者的意见，不一定正确。我这样想，是熟悉林译小说的钱先生的文章启发激活了我的想象。

　　康有为高度评价林纾，有诗曰：“译才并世数严林。”不料严复并不接受康圣人的抬举，因为他看不起林纾，且羞与为伍。他说康有为是胡说：哪有不识一个外国字母的“译才”！在林纾，也不接受康圣人的评价，因为他认为他的价值不在翻译。钱先生的朋友说：“康有为一句诗得罪了两个人。”

　　林纾最有名的趣闻是：朋友说他的书房是“造币厂”，因为动手就来钱。据说，他翻译、作画时，能一边和客人谈话，一边工作，两不耽误；唯有写文章时才不与人说话。我读他的诗文，真切地感到他是个感情丰富、心底仁厚的奇人。翻译《黑奴吁天录》时，他从美国奴隶制时代的黑人想到华工在美国的不幸遭遇，他流泪；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时，他为小说中人物的爱情悲剧流泪。从他写的那一批《讽喻新乐府》，可以看到，他虽然忠于清朝， 却又关心社会进步，鞭挞社会上的不合理现象，特别痛恨官员腐败、商人奸诈、文人无耻。他翻译那么多的外国小说，自己的思想能不受影响？可以肯定地说，他是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之一。他用自己的翻译作品，为帝制灭亡后多灾多难的中国接引了清新的欧风美雨。

　　博学的钱钟书先生，曾把林纾的翻译划分为两期。我没读过林译，对钱先生的分析不敢赞一词。我只想转移话题，从钱先生少年时读林译小说后的人生选择，谈几句小学生读课外书的问题。在应试教育几成“宗教”的今天，教育部提出减负，不少校外培训机构关门；这无疑给肩负重担的小学生腾出了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在这种新形势下，望子女成龙成凤的学生家长敢不敢放开家庭政策，让自己的宝贝随意读中国的、外国的小说？你们还怕一不小心家里冒出第二个钱钟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