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无不易之法 

　　刘逢禄对龚自珍道：“庄表兄屡称足下志向高洁，果然不假。趋跄奔走，原非君子所为。但如今风气如此，逸世独立者，能有几人？足下正当有为之时，以足下之才，功名是迟早的事，不必为今科失利灰心丧气。科第中未必尽是英才，落第者也未必没有英彦之士。即如默身先生，至今还是一袭蓝衫，连举人也未中，但我敢断言，今后成就远非许多巍科高中者能比。再如于庭表弟，远非凡庸，但迄今不售。可见科名之外，多有遗才。这一点，有识之士早有共识。科举之法的改革是迟早必有的事。” 

　　刘逢禄这一席话，说得自珍心头轻松了不少。这种见解对他来说并不新鲜，但出自一位两榜进士出身的礼部官员之口，使他感觉又自不同。他早就热切盼望着改革，但又觉得难以改革。他满怀疑问地说：“改易得了吗？” 

　　刘逢禄说道：“自古无不易之法。眼前改革不易，将来未必困难。总之，不变是暂时的，变革是不可避免的，譬如江河东下，崇山峻岭能阻挡得了吗？” 

　　“先生治公羊之学，天下独步。其要旨是什么呢？”自珍忽然撇开了正在谈论的话题。 

　　刘逢禄一听自珍问到这个问题，立刻精神大振。他朗声说道：“何休说《春秋》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公羊之学要在阐发幽微，探求‘那些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的真正含义，作经邦济世之用。自魏晋以降，经学家只知考证古籍文字异同和古代典章制度，解释文字古义，往往钻到鸟兽虫鱼等琐碎事物的解释中，不厌其烦，这实在是舍本逐末的做法。从国朝之初的顾亭林先生，随后有阎若璩、胡谓等人，到乾嘉之间达到极盛，戴东原先生、足下的外祖父段老先生和王石癯，都不愧为一代宗匠。他们在整理古籍方面功不可没。但风随草掩，后学士子都跟着埋头故纸堆中，不问国事，不问民生疾苦，甚至借此避世。长此以往，让谁去为国尽忠，为主分忧，为国理民？所以我的外祖父侍郎庄公著《春秋正辞》，精研公羊之学，欲以公羊春秋中的微言大义弼补时政。下官不揣浅陋，继承外祖父的未竟之业，以不登大雅之堂的‘买饼’之学，抗衡风靡士林的‘大官厨’，虽屡经讥讪，有何惧哉？”刘逢禄侃侃而谈，声震屋瓦，说罢又爽朗地大笑起来。 

　　龚自珍自幼在外祖父的指导下研究文字学，“以经解字，以字说经”，考据学已有一定成就。近几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渐深。加上他一向关心时政，关心民生，对只知在书斋里钻故纸堆的考据兴趣渐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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