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大诗人、文学家歌德是中国文化的推崇者和热爱者。去小城魏玛的歌德故居谒拜时，纪念馆的一位女士告诉我说，歌德在这栋老屋里住了五十多个春秋，其间他读了不少中国及东方的典籍，还学习写过方块汉字。在歌德的《东西诗集》里，有不少诗篇的思想和神韵，是他依照中国古典诗歌和戏剧的风格创作的。也可以说，那是歌德向中国古典诗歌的“致敬”之作。

　　《歌德谈话录》里有一则他与助手艾克曼的对话，说到1827年前后，他读到一部中国传奇（专家推测是《风月好逑传》）的法译本。他对艾克曼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他评价中国人的感情和文化不是“飞腾动荡”的，而是“平易近人”的。据说，歌德晚年曾打算以这部传奇故事为题材写一部叙事长诗，可惜还未来得及完成就仙逝了。

　　歌德故居庭院里有一棵银杏树，据说这是歌德当年托人从中国移栽过去的。银杏是中国古老的树种，树叶形如小扇，中有缺口，好像是两片叶脉的合体。1815年，66岁的歌德特意挑选了数枚金色的银杏树叶赠送给自己的恋人，并且写下了一首充满思辨色彩的爱情名诗《二裂叶银杏》。诗中写道：“它是一个生命的实体，由它自己自行分离？还是两者选择在一起，而被人们看成一体？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我发现了真正的含义。你有没有根据我的诗章，感到我是一，而又成双？”

　　近几年来，得益于一些出版社的穿针引线，我先后与俄罗斯、意大利、波兰、巴西、日本等国家的插画家合作，一起创作了不少讲述“美丽中国”故事的图画书。几乎每本书的合作过程，都会有不少涉及文化上的差异、碰撞与交融的小花絮，也引起我些许的“二裂叶银杏之思”。

　　先以我与意大利年轻插画家爱丽丝·科宾尼合作的《神奇的小草》为例。这本图画书讲述的是中国药学家、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的故事。屠呦呦获得诺奖后，全世界都知道了她用一株神奇的小草造福人类的故事。我们当然应该给孩子们讲述这个伟大的医学发现故事，因为任何科学发现的故事里，都蕴藏着人类共有的科学探索精神和励志意义；我还觉得，屠呦呦从普通的植物青蒿中提取了神奇的青蒿素，不仅是一个科学发现故事，也是一个精彩的中国传统文化故事。从远古的神农尝百草，到唐朝的“药王”孙思邈，再到明代的“药圣”、《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直至屠呦呦，这几位药学家的故事无不与中华传统文化相关。青蒿素的提取，就是屠呦呦从东晋时期药学家、炼丹术士葛洪的医学典籍《肘后备急方》中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等文字里获得了灵感。此外，传统草药也浸染着一代代中国人童年时代苦涩与快乐的记忆。就我个人经历来说，小时候在乡村长大，有时生了病，几乎全是靠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从山野采来的草药如车前子、柴胡、远志、蒲公英等治好的，所以我对草药也有很深的感恩之情。

　　在创作这本书的图画之前，爱丽丝·科宾尼没有到过中国。她在颇具个性的绘画里融入了自己对中国文化和中国草药的理解，别出心裁地完成了对这个“中国故事”的诠释和演绎。我最喜欢的是她用比较写实的风格，突出了故事里涉及的一些中国草药的特征，让小读者一看就能明白这是什么植物。她画的采药老爷爷的形象，也是我始料未及的。2018年我去意大利博洛尼亚参加《神奇的小草》意文版首发式时，特意问过她：故事里的小呦呦，画的是现代服饰，为什么采药老爷爷却是古装的？她告诉我说，她是有意在采药爷爷的造型上，融入了中国古代“道家”的形象。在她心目中，中国古代医学家就是古代“道家”的形象。这番解释让我觉得，科宾尼隐约明白了中医和草药的几分“真谛”，那就是延年益寿。她用自己的绘画表达了一个西方青年对中医和中国草药的哲学理解与文化解读，有一定的准确性和深度。我很感谢她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热爱和理解。目前，这本图画书除了意大利版，还被巴西新成立的一家出版社选为该社出版的第一本书。我希望《神奇的小草》能像小草的种子一样，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的小读者，播下对中国文化、传统中医、中国草药学以及中国语言文字的好奇与热爱的小种子。

　　再以我与俄罗斯著名插画家安娜斯塔西亚·阿卡普瓦合作的图画书《红色油纸伞》为例。安女士出生于莫斯科，曾多次担任国际安徒生奖、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BIB）奖等国际儿童文学与艺术奖项的评委。2014年被授予“俄罗斯功勋画家”荣誉称号；2022年9月当选新一届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

　　《红色油纸伞》讲述的是中国抗战时期，一个小男孩和他的妈妈生离死别的故事。这是我根据我的老师、已故著名诗人曾卓先生童年时代的真实经历创作的。通过这个故事，我想写出战争对人类的伤害。不仅仅是对一个小男孩和他的童年、他的妈妈的伤害。我想传达的是图画书里最后的那句话：“苦难的战争，毁掉了多少家庭、亲人和孩子的幸福啊！”所以在这个故事里，我用很多笔墨写了妈妈的美丽，还有红色油纸伞下的那种怡怡和温暖的亲情。战争把如此美好的一切都毁灭了，可见战争的残酷和对人类的伤害有多大，因此也更显得和平岁月的珍贵与来之不易。同时，我在故事里还写到了“爸爸”这个形象。“这些年里，他们一直在北方战斗！是无数的中国人，用最宝贵的生命换来了最后的胜利！”爸爸代表着一种保家卫国的力量和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代表着那些奋起抗争、保护我们的母亲和孩子的民族英雄。

　　安女士的祖辈和父辈都参加过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她是听着反法西斯和卫国战争的故事长大的。因此她读到《红色油纸伞》的故事后，对中国艰苦卓绝的抗战感同身受。为了这本书的绘画，她曾专程到过故事的发生地武汉采风。我和出版社的编辑们陪着她看过汉口的一些老街道、老房子的细节。她对环境描写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与发现，也为故事增添了不少独特的细节。例如，在远方的爸爸手中捧着小男孩妈妈照片的细节。妈妈的那张照片，一开始就在家中的墙壁上出现过。这个细节是画家的创造，表现了战争年代一个丈夫对妻子的思念，这不就是一种家国情怀吗？

　　安娜斯塔西亚在图画书中还多次画到了雨水。这固然与油纸伞有关，因为有雨伞，就意味着有雨水。对此，她还有自己另外的理解。她告诉我说，她在故事中画了两种雨水，一种是小男孩有妈妈陪伴时的童年快乐时光里，那些温润的、爱的细雨；另一种就是战争来临时，让人们的逃难变得更为寒冷和凄苦的倾盆大雨。她在书中用细腻而写实的绘画语言，画出了她的感觉和情感，因为她心灵中也有“二战”给她的国家和民族带来的痛苦记忆。她说：她完全了解人们在战争年代的样子，所以在绘画中很生动地画出了雨水的感觉。

　　在讲述这个故事，尤其在刻画故事里那位美丽、贤淑的母亲的形象时，我的头脑里出现过一些之前积累的素材。比如，在写到母亲坐在窗前一边做针线、一边欣慰地看着在窗外的草地上踢球的儿子时，我想象着，在她的心中，一定浮现着儿子灿烂的未来。这时候，我想到了曾看到过的民国时小学课本上一幅描写慈母的画面。画面很温馨，文字也简洁：“竹几上，有针，有线，有尺，有剪刀。我母亲，坐几前，取针穿线，为我缝衣。”我写这个细节时，就是想让小孩子感受到母爱的温馨，并且对中国传统的母亲的美丽、端庄与贤淑，有一些清晰和直观的认识。

　　安女士很准确地领会了我想表达的意思。我印象最深、觉得最能打动人心的，有这样三个画面：一是故事开始时，美丽的妈妈在做针线的那一幅，女画家把妈妈的形象画得非常美丽，画出了一个美丽、端庄、贤惠的中国母亲的形象；二是小男孩腋下夹着红色雨伞，忍痛离别自己的母亲，一步一回头，跟着大人们继续向前逃难的那一幅；三是母亲疲惫地独自坐在异乡的屋檐下，无助地、绝望地望着亲人们远去的那个瞬间。那个瞬间画出了战争给善良的人们带来的无助与悲伤，直抵人心。事实证明，画家这种严谨写实的画风，也获得中外许多画家的赞赏。这本图画书的版权也已输出到美国等国家。

　　这几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的星球，只是很幸运地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与人为善、热爱和平与幸福的民族，但是，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幸福，需要一代代人付出智慧、力量甚至生命来保护。《红色油纸伞》的故事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的孩子：勿忘国耻，奋发图强；热爱和平，珍惜幸福。

　　再回到歌德《二裂叶银杏》那首诗的最后两句，我曾试译为：“你有没有感觉到在我的诗中，我是一个，却又有你的踪影？”由此我觉得，“二裂叶银杏”也可视为东西方文化相互融合、相互映照的一个生动而贴切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