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4年至2000年，我曾因公两次乘京福线列车赴武夷山（武夷山市）。第一次是《散文》月刊与福建省作协联合举办武夷山散文笔会；第二次是我应邀参加在北宋词人柳永故乡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举行的柳永纪念馆揭幕暨柳永作品研讨会，两次赴武夷山都是在邵武下火车转乘大巴抵达武夷山市。

　　邵武我久已慕名。它历来为闽西北重镇，地位十分重要，人文遗产丰厚，更有一个鲜明标志是多位历史上的志士仁人与它有着密切关系。自宋而元、明、清以来，相继为军乡、路、府、县所在地。宋代名相，抗金爱国志士李纲出生于此；明末民族英雄袁崇焕作为邵武六品知县于此拍案而起直驱辽东，用生命写下可歌可泣、雄奇壮烈的不朽篇章……我经此地，因时间匆促，未能长时间逗留，但邵武之山形地貌，林木气脉等卓然不俗，感其气而知其实，古今一脉贯通。

　　更可贵的是，只要提到武夷山，就会想到邵武──因是去武夷山的必经之路。

　　1984年的武夷山散文笔会在我的记忆中，是散文界第一次有规格的研讨散文创作的专业性笔会。在这方面，福建省作家协会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担负了会务接待等一系列相应事宜，我们《散文》月刊提供了较充分的散文信息、创作方面具体问题等专业性准备。福建方面参加的有作协主席郭风、副主席何为与青年散文作家章武、朱谷忠等；《散文》月刊方面由我和编辑魏久环、刘淑文等与会；应邀的与会作家有广东省老作家野曼、厦门的陈慧瑛、上海的王小鹰、安徽的青年作家张秋实等。研讨会由我和章武轮流主持。

　　会上大家畅谈了新时期以来散文的发展存在的问题，散文在整个创作领域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它的独特性和艺术特色，有宏观的认识，也有非常专业性的探讨。会中气氛活跃，平等融洽。特别是福建当地老作家郭风、何为（何老师后来调回上海）在研讨中表现出的民主大度的长者风范，给相对年轻的作家留下了良好印象。当时福建省散文创作相当活跃，“领头人”的重视和积极影响无疑起到了重大作用。

　　当时，武夷山风景区尚未成立武夷山市，整个开会的环境都呈现着一种自然、原生态状貌，与散文作品的特点十分吻合。大家觉得：武夷山会址的氛围本身就是一篇优美、丰厚、境界可以的大散文。会后我以此感受写了一篇《武夷山的雨》，发表于《天津日报》国庆35周年征文版上。在这不久之后，当年夏季湖南省又在湘西张家界举办了全国性的散文笔会（本人亦被邀请参加）。散文创作出现了一个相对活跃的盛花期。

　　2000年的武夷山之行，最难忘的收获是对久已熟悉的北宋词人柳永（柳三变）更加全面的再认识。在研讨会上，崇安人对于近千年前他们的这位老乡感情还是很深的。为数不少的发言者对“文革”前一度对柳词的批判有所拨正，认为柳永在封建压制下处境多不顺遂，表面上的“沉沦”实有不得已的因素；总的说来，柳在宋词的发展中影响还是很大的。同时，在参观柳永纪念馆时，一位男解说员特别强调说：“柳永的作品其实并非都是缠绵悱恻、情调颓废的，也有像《煮海歌》那样反映当时盐工苦难生活的作品。而且可以肯定地讲，这类作品他不可能只写了一两件，经过将近一千年的散轶埋没，肯定有的已经湮没了。因此，我们应该全面地评价柳永，全面地看待他的作品。无论如何，他还是我们武夷山地区的骄傲。”

　　以往我所经历的纪念馆之类的讲解中，基本上多是由女讲解员来担任，而这里却是由一位温文持重的男士担当。他固然对柳永这位近千年前的老乡感情上有所倾向，却言之有理。谁能断定柳永一生只写了那样一首体恤劳工之苦的《煮海歌》呢？人有时毕竟是比较复杂的，对并非那么简单的一位古人，还是看法全面些比较好。也许是此番武夷行所受启发所致，回来后我写了柳永和柳词相关的好几篇文字。

　　二番武夷行还抽空泛舟游了九曲溪，而且不知怎么，还与不久前在北方的白洋淀泛舟作了一些比对。细想起来，二者之间的对比应该说是比较牵强的，但我还是写了一篇《九曲溪与白洋淀》，其实，人在不同的心境下所感受的侧面常常是并不相同的，很难说哪回对而哪回完全不对。譬如说，我在武夷九曲溪泛舟时，便联想起柳永在他的《雨霖铃》中之句“留恋处，兰舟催发”，无非是身在柳永的乡土上产生的自然联想。而我在内心里，哪里有当年三变郎那般情调，更没有“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那样的情景。

　　不过，在这次结束武夷山的活动离开此间时，却的确想到16年前来此开散文笔会与《散文》的几位同事同归的情景，而已调至北京工作的我这次却是独自一人在邵武乘上火车，在硬卧中辗转反侧，竟想起与此地有关的几位古人：贬离海南的李纲，策马远赴辽东考察的袁崇焕，离开家乡漂泊四处的柳郎。可以想见，他们那时的心境大半是孤独的。

　　现在的我，赶回去是为了版面工作，但至少此时此刻在难寝的夜行列车中，心境也是比较孤独的。但当天明望着车窗外面，呈现在我面前的仍是广阔、明媚、奔驰的人生世界。　　本版题图  张宇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