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瑗（993—1059年），生活于北宋真宗、仁宗时期，终生致力于教育革新，贡献颇大，史称“有宋师道之立，实自瑗始”。钱穆《国史大纲》在阐述北宋“士大夫的自觉与政治革新运动”时，将胡瑗与范仲淹并举，称“他们一个是北宋政治上的模范宰相，一个是北宋公私学校里的模范教师。北宋的学术和政治，终于在此后起了绝大的波澜”。胡瑗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影响深远，在明清和近代皆时有反响。明代学者程敏政说：“自秦汉以来，师道之立，未有过瑗者。”
●泰山苦读的人生抉择
胡瑗打小酷爱读书，《宋元学案》说他“七岁善属文，十三通《五经》。邻父见而异之，谓其父曰：此子乃伟器，非常儿也”。蔡襄所作胡瑗墓志，更赞其“少有气节，专意经学，兼通律吕之法”，博学多识，不仅精通儒学，音乐造诣也很高。
宋朝重文抑武，靠文士治国，不断完善的科举制度，给儒生广开入仕之途，读书、应试、做官，就是那个时代士人的人生之路。胡瑗的人生，自然也是这样起步。超人的天赋和学识，让他自以为势在必得，连考多次，却都名落孙山。年近三十，眼见不少士子在这个年龄段或早已金榜题名，或已入仕多年，自己竟一无所成，胡瑗决定找个更便于读书的地方，进一步充实自己，于是毅然北上泰山，离家千里，一头扎进书堆，“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
十年专精攻读，胡瑗对儒学经典有了独到而精准的把握，对自己的人生之路也有了新的抉择。回顾此前的遭遇，他清楚地发现：朝廷虽然非常重视人才，更急需人才，但因学校教育的严重缺失和科考内容的远离现实，真正造就和擢举的人才特别是实用之才并不多。为强烈的家国情怀和慷慨的担当精神所驱使，胡瑗决定彻底放弃科考，全身心从事教育，“力肩斯道之传”，用自己领悟的儒学真谛，去灌注教育，振兴教育，改造教育，为国家和时代培育笃实干练的人才。
华夏尊五岳，泰山则为五岳之首。泰山的高度，能提升志士仁人的生命高度。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由鲁国一介学子，巍然为天下儒宗。胡瑗泰山十年苦读，从一个赶考路上盲奔的举子，自觉转身为善育英才的名师，世称“安定先生”。泰山之力伟矣哉！
人称“泰山先生”的孙复，也是愤于“四举进士不第”，而和胡瑗结伴，在泰山苦读，学成后也放弃了科考，而选择了执教，和胡瑗并为学界宗师。前朝史家点评二人的成就，认为“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但“安定沉潜，泰山高明，安定笃实，泰山刚健，各得其性禀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传，则一也。安定似较泰山为更醇”，教养学生尤“过之”。故论北宋名师，胡瑗第一，孙复第二。
●明体达用的苏湖教法
胡瑗认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他先从家乡的塾师干起，接着到苏州一带设馆授徒，名声渐起，不久便受聘教授官办的苏州郡学、湖州郡学，边教边总结，独树一帜，创立了“苏湖教法”。这套教法风格特异，生动活泼，令人耳目一新，且卓有成效，受到朝廷重视，既诏令太学取法，又推行全国州学县学，并征胡瑗到国子监和太学执教，成为宋代教育的一面旗帜。
苏湖教法的过人之处，主要有四：
1．明体达用，力戒浮华
从科举考场惨败下来的胡瑗，痛感自隋唐创立科举制度以来，特别是当今，“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其声律浮华之词”，以诗赋文章优劣为评判人才标准，不但很难录用到真才大才，而且导致“风俗偷薄”，人心不古。他的苏湖教法力纠时弊，坚持以“明体达用”为教学宗旨。所谓“体”，就是儒家倡导的以仁义礼乐为中心的治国之道和修身之要；所谓“用”，就是把学习所得付诸施政为民的具体行动，“能润泽其民，归于皇极”，达到国富民安的至治之境。办学施教的目的，就是培育“明体达用”的人才，让学生成为既精通儒学，又精明多能的实用之才。据北宋李廌《师友谈记》，胡瑗特别注意在学生中，“择其过人远甚，人畏服者，奖之激之，以励其志”。为国育才，胡瑗真是用尽苦心。
2．分斋教学，学为实用
胡瑗创造了“分斋”上课的教学模式，“以敦实学”，切实贯彻“明体达用”的宗旨。特设“经义斋”和“治事斋”，有针对有侧重，分科学习，随才施教，让学生“穷经以博古，治事以通今”。
经义斋主攻儒学经典，让“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讲习其中，旨在为朝廷培育栋梁之材。针对长期来“仕进尚文词而遗经业，苟趋禄利”的士风，胡瑗专授儒家《六经》，突出其中要义，“恳恳为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后治乎人者”，让儒家修齐治平的理论，深植学生心中。
治事斋则侧重实用之学，让擅长事务者钻研其中，旨在为国家培育多方面的有用之才。“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等等。举凡农田水利、军事边防、数学历法等都有涉及，既可缓解社会对专门人才的渴求，又给读书人广辟用武之途，学皆为国家之需，才皆能谋生立世。
3．教法灵活，学法乐和
胡瑗在教学方法上创新尤多。诚如《宋史·儒林·胡瑗传》所赞：“训人有法，科条纤悉备具。”
其中尤以分类学习、相互探讨、教学互动、及时指导最为新颖，颇具近现代教学气象。胡瑗细心观察，“甄别人物”，根据学生的天赋和爱好，让“好尚经术者、好谈兵战者、好文艺者、好尚节义者，皆使之以类群居，相与讲习”。
在此基础上，胡瑗时不时把学生召集到一起，先听其汇报，再给予点评。或者自己提出一个命题，让学生都谈谈各自的理解，胡瑗最后作出判断。或者让学生分析当前政事，以培养其家国情怀，提升其政见和从政能力。
把读书研讨同娱乐休息、体育活动、音乐歌诗相结合，让学习过程充满欢乐，适意有趣，也是胡瑗办学的一大特色。胡瑗常对学生说：饭后不可立即伏案读书，久坐也要不得，这样有伤气血，应射射箭，投投壶，做做游戏。郑樵《文献通考》记：不管大小考试，每次考毕，胡瑗都要令主管礼仪的人员，率领诸生会集肯善堂，雅乐歌诗，夜里才散,并让学生们在各自教室里，弹琴奏瑟，开展歌咏活动，校园里愉悦欢快之声，直传校外。
校内教育和校外教育结合，组织远游，让学生开眼界、阔器局、涵养天下情怀，是胡瑗办学的又一亮点。他曾对弟子滕元发说：“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为有益于学者矣。”
一次，胡瑗挑选了几个学生，亲自带着他们，从湖州出发，一路游向关中。到潼关附近，道路险峻狭窄，车马难行，遂舍车徒步。及至上到高高的关门，坐下稍歇，回头望去，只见黄河逶迤曲折，激流汹涌，太华、中条二山环拥其前，一览数万里，尽是雄奇壮丽，令人视野大开、胸襟大张。胡瑗不禁对滕元发感慨道：“此可以言山川矣，学者岂可不见之哉！”
胡瑗热爱教育，更爱学生，“视诸生如子弟，诸生亦爱敬如父兄”。他在国子监执教的时候，有个叫安焘的学生，得了黄疾，每当师生集会，课堂听讲，人一多就犯病。胡瑗立即让人把他扶回学舍，细心调护。安焘因病肤色偏黄，胡瑗怕人不待见他，就借相术之名，数十次当众夸赞安焘说：“安秀才骨相，他日必贵。”不服气的人要胡瑗说出理由，胡瑗严肃地答道：“安君，金玉色也。金玉必须富贵者所用，置之粪壤可乎？”见胡瑗这样，那些不待见安焘的人，再不敢鄙视安焘了。
广州有个大商人，慕胡瑗盛名，让儿子进京拜胡瑗为师。这孩子到京城后，经不住诱惑，未及见胡瑗，就挥尽千金，身染丑疾，困在旅馆里，奄奄待毙。商人进京发现，急忙领其拜见胡瑗，告知孩子得病缘由。胡瑗听罢，感其求师之诚，收下孩子，安慰商人道，“是宜先警其心,而后诱之以道”，这病能治好。胡瑗让孩子先读《黄帝内经·素问》，告诉他：“知养生而后可以进学矣。”书还没读完，他就知道此前的放纵无度，“伐性命之过甚”，十分害怕，痛悔自责，愿意自新。胡瑗遂进一步开导他说，“知爱身则可以修身”，从现在开始，洗心向道，有步骤地读圣贤之书，既通其义，又能用文章体现出来，你就可以有所成就了。“圣人不贵无过，而贵改过”，不要再沉浸在对过去的悔恨中了，勤勉地完成你的学业吧！这孩子原本聪颖、会学习，在学两三年，就登第而归。
●数千学子热切的向往
黄百家说：胡瑗的教学，“成就人才，最为得当”。既学必有成，又学得快乐，还生活得温馨，胡瑗教授和主持的学校，遂成为当时天下学子热诚向往的地方，“士或不远数千里来就师之，皆中心悦服”。从泰州私塾，到苏、湖郡学，再到国子监和太学，胡瑗执教“二十余年，束脩弟子前后以数千计”。一经胡瑗熏陶，仪容举止，便自儒雅超俗，人遇之，虽不相识，也知道是胡瑗弟子。且多秀异，出应科考，往往取高第，从仁宗后期，到北宋末年，数十年间，礼部所取进士，十分之四五，都是胡瑗弟子。由于在校对政事早已“讲习有素”，一旦为官施政，多适用于世，像干过多年政务者一样。故“朝廷名臣，往往胡之徒也”。
宋哲宗元祐时期名相范纯仁，就是胡瑗在苏州郡学的学生，刻苦攻读，夜深不眠，常置灯于帐中，日久，帐顶被灯烟熏得黑如墨色。夫人深受感动，将这帐子珍藏，用以激励子弟，说：“尔父少时勤学，灯烟迹也。”范纯仁更是终生牢记师训，到晚年，犹经常称誉胡瑗的学问，对人说：“学者当有所宗，某自受教于翼之先生，不敢有非僻之心。”
有宋一代治水能臣刘彝，则是胡瑗在湖州郡学时最为得意的高徒。胡瑗发现刘彝对水利感兴趣，且有悟性，就让其进治事斋学习，遂以治水之能，见称于世。“后治郡，率能兴水利。”宋神宗择水官，听说刘彝熟悉东南水利，任之为都水丞。时值久雨，汴河水涨，有人建议，在长城上开口泄洪，刘彝说只要打开杨桥斗门，洪水就会退去，朝廷从之，果如所料。赣州的州城东西两面皆濒临赣江，每年春夏两季，水潦都要进城，百姓房屋常被水泡，及至水退，人多病死，历任太守都无策可对。刘彝知赣州，到任一调查，即令“城门各造水窗凡十有三间，水至则闭，水退则启”，果然，启闭以时，水患遂息。
程朱理学的实际开创者程颐，是胡瑗在太学时发现的经学天才。那时程颐才18岁，进京游太学，恰逢胡瑗问诸生：“颜子所好何学？”程颐也写了篇文章作答。“瑗得其文，大惊异之”，立马接见程颐，处以学职。
北宋边防名帅滕元发、苗授和军事奇才范纯祐，也是胡瑗的高徒。滕元发初从胡瑗学，即受青睐，史称：“安定门人以千计，先生之文常为首。”初仕，前辈名帅孙沔一见奇之：“名臣也。他日当为贤将！”后历任数路边帅，“治边凛然，威行西北，号称名帅”。苗授“少受学于安定”。宋神宗时从王韶与夏人战，累立战功，长期任边帅，所至皆有声威。范纯祐十多岁即受学胡瑗，后随范仲淹守边。范仲淹帅环庆，正商议在马铺寨筑城，西夏就派兵赶来阻挠。范纯祐驰兵抢先占领该地，一边与西夏大军作战，一边施工，几天就把城筑好了，“一路恃之以安”。
庆历三年（1043）九月，宋仁宗采纳时任参知政事的范仲淹所上十项革新内容，庆历新政正式启动。其中第三项即“精贡举，兴学校”。庆历四年，范仲淹上奏称美胡瑗，建议将其苏湖教法“升之太学”。五月，仁宗即“诏下湖州，取其法着为令式”，后又推行全国，成为庆历兴学的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