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革业,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古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衣服,猿人只好被毛寝皮,皮革成为人类的“另类衣服”,大概滥觞于此。到了商代,已经有“革工”,这可谓是中国制革工业的嚆矢。当然,此时制革业并非市场活动,直到唐代,牛皮才成为市场上可以买卖的商品,《新唐书·百官志》云:“市牛皮以供用。”到了宋代,已经开始用皮革制造刀剑的鞘具和车马用具等,这是制革成为军用品工业之开始。元明时期,皮革之用途日益广泛,对其需求日益增加,但此时中国制革业的生产方式及其技术还处于落后状态,无法满足其需求。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欧美列强一方面掠夺中国的原料资源,另一方面则是倾销产品,其中就包括铁路等交通工业所需的皮革制品、皮革配件等。面对中国工业之现状,很多爱国志士、工商业人士提出了“实业救国”的口号。由此,中国的民族工业开始萌芽发展,制革厂也相继出现。天津第一家大型制革厂为英商怡和洋行买办吴懋鼎于1898年开始筹办的“北洋硝皮厂”,厂址位于天津河北锦衣卫桥附近,不过直到1908年才正式开工生产。当时资本金为白银78万两,该场所用机器购自英国,并以先进的制革技术组织生产,为中国机器制革业的先驱。可惜由于经营不善,民国初年就倒闭了。
另一个创办较早的工厂是位于三条石的华北硝皮厂,时在1915年,1917年正式生产。经理兼工程师为留学美国的王晋生,他邀请在津的知名人士张伯苓、朱继圣、周叔弢等人集资30万银元而创办。该公司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为雍剑秋、杨锦魁等人,经理则是王晋生。华北硝皮厂最初租赁河北金家窑房产数栋,后因房屋不敷使用,遂又在河北三条石东口设立分厂,有厂房二百余间,占地约十亩。创办之初,制造的皮革有芝麻皮、花旗皮、英软皮、猪皮、马皮、羊皮等,品类不少,但不甚精致,未能畅销市面。为此,王晋生再次赴美,进入普瑞提实业学校学习制革专业,并到制革厂当工人以掌握先进技术。回国后添置大型机器,提高工艺水平。于1937年3月,再次增资至30万元,专门制造法兰皮、花旗皮及两色皮。这三种皮革用做鞋底,经久耐用,一经推出,立刻畅销,市场供不应求。在此之前的1927年,该厂添制皮带,其生产的传动皮带有“双象”“象”“马”“熊”“狗头”等牌,每日能够生产各号传送皮带一万数千尺,并制革一百多张。被誉为“华北第一流制革工厂”。沦陷时期,该厂被迫停工,为了不被日本人所利用,拆除机器,遣散工人,出租厂房,以待胜利。
1919年,在直隶省工业实验所化工科及皮革室工作的韩举贤、李彪辰二人,成功研制出铬鞣二浴法,并大力推广。其产品不仅供应天津当地,还远销烟台、哈尔滨等地,颇受消费者欢迎。不久,二人即受聘一大制革公司,为其建厂做准备。1921年,一大制革公司在京津公路西沽建立。但是由于实收资本不到位,再加上经营不善,未能发展起来。
20世纪30年代是天津制革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相继开业的有玉记、万盛和、汇祥、祥茂、义大、中亚等硝皮厂。后来又有鸿记、恒利、鑫华茂、德发源等硝皮厂开业。1936年时,天津有制革厂约60家,职工1000余人,资金达1000万银元,年产重革300多万斤。产品不仅行销平津地区,还扩及华北、东北、西北、华南、华中等地。质量甚至可以和舶来品相抗衡。也因此,制革业颇有利润,当时有“能舍爹和娘,不舍臭皮行”的说法。天津沦陷后,日方出资开设了“公大制革厂”和华北制革株式会社,生产的皮革全部供日军使用。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政府接管,改为联勤制革厂。这些工厂都以牛皮制革为主。
另外,还有一种是羊皮鞣制。其在天津起步较晚,清光绪年间开业的德义硝皮厂,就以鞣制本色皮革、自制车马具为主。德顺永硝皮厂的徒工朱可臣经过二年多的苦心钻研,于1925年研究羊皮鞣制成功。价格比进口的便宜一半左右,深受使用厂家的欢迎。后来他又进一步研制成功箱子、服装、手套等羊皮制品,为抵制进口羊皮革作出重大贡献。由此,制羊皮革技术开始在一些工厂如同泰硝皮厂、玉丰泰硝皮厂得到推广,当时天津约有40余家都是以羊皮制革为主。
这一时期,天津的制革厂之所以能有如此发展势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与天津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天津地处华北平原,濒临渤海,是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也是北方重要的经贸中心。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皮革制品进口减少。而国内则出台了保护工商业者的《商人通例》,为工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三是随着国内爱国主义的高涨,抵制洋货、爱用国货的号召,开辟和扩大了国货的市场,鼓舞了民族资本家办工业的积极性。天津民族工业较大的工厂,多设立于这一时期。据1912年至1920年北洋政府工商部注册工厂数字统计,万元以上的工厂达23家,资本总额达1211.5万元。主要行业包括纺织、面粉、化学、制革等。四是制革行业发展的特点是企业规模可大可小,只要掌握基本技术,拥有简单设备,即可生产。五是天津开办有“河北省立工学院”,其化学制造学系中设有制革课,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如一大制革公司厂长韩举贤、华北制革公司经理王晋生等都是该校毕业生。
总体来说,近代天津的制革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它既带动了近代天津工业的发展,也为后来天津制革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