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6月，考生们的大考接踵而至，在考场里挥洒青春的少年，古来有之，今亦有之。教育制度早已更迭，但在天津城里的琅琅书声却从未间断。

　　古时的天津，学生怎么考试？他们的考场是何等模样？津城又曾出过多少学霸？不妨让我们“穿越”到过去一探究竟。虽然只言片语无法概括天津城百年的书香门第，而读书人的孜孜以求却延续至今，未曾改变。

　　考场内外

　　院外搭棚子

　　考生“听喝儿”

　　时间穿越到近三百年前的夏天，天津城东的大院外设有许多棚子，棚内人员聚集，院门打开，里面的人陆续高声叫着这些人的名字，听到唱名的人便静静地走进院子里。这里就是天津的试院，又称“贡院”，旧时天津学子考试之地。那些罩棚是当时人们特为考生所设，为他们遮风挡雨，也被称为“考棚”。

　　《天津县新志》有《重修考棚碑记》，谓“碑在旧考棚二门外，凡二石，各高一尺四寸。广二尺八寸”。据《续天津县志》等书记载，雍正九年(1731年)，天津置府，李梅宾调任天津府，“以兴废为急，多有善举”。其“善举”之一，就是“捐资修建考棚”。此次修建，各界捐银达2440两。

　　天津的贡院和文庙两两相望，构成天津古时的“大考场”。据清人张焘《津门杂记》，“贡院，考取七州县文武生童处，在东门内迤南”，与东门内街北的文庙相对，共同构成旧时天津文化教育的核心区。

　　据天津著名书法家华世奎自己回忆，清末科举考试由学使前来主持。学使要先谒文庙，参加明伦堂的仪式，生员“宣读卧碑所刊圣谕，学使席地敬听”。由此可见文庙与贡院的特殊关系。天津历史研究者王兆祥表示：“古时文庙不仅是学生念书的地方，同时又是祭祀儒家始祖孔子的场所，所以卫学又有‘儒学’之名。卫学的设立，标志着天津正式的国家教育的开始。”

　　除了文庙，天津西北角还曾是武庙所在。天津戏剧博物馆、文庙博物馆馆员罗丹介绍，天津武庙始建于明代，最初在西南角楼附近，万历四十年（1612年）迁到西北角。武庙是明清两代培养军事人才官办的专门学校，兼为科考武生员的场所，还有祭奠历史武将、讲武谈兵等多种功能。

　　学习科目

　　传统专修六门

　　兼顾自然科学

　　今天的高中生选文理科，除了语数外，还有物理、化学、历史、地理……那么过去的学子们都学些什么呢？

　　据史料记载，明正统元年（1436年）建天津卫学，是为卫学之始，地址就在文庙（今南开区东门里）。王兆祥介绍说，天津卫学的具体课程是礼、乐、射、御、书、数六科。而后乐、御两科合并，只保留礼、射、书、数四科。礼就是习礼，由朝廷规定具体教课内容，比如四书五经、史书、律书等，学生必须要熟读、精通才行；射，就是练习射箭，在进行专门的练习时，射中的人还能得到奖品；书，就是练习书法，临摹名人的书帖，每天要练习五百字；而数，就是学习算学，如《九章》算法等等。可见那时学生们也是文武并重、文理兼读的。

　　除了卫学，天津古代教育形式还有很多，包括了儒学中的州学、府学、县学、社学，也有经管、义塾，还有各种书院。天津的古代教育有着一定的成就，元朝时期的天津出现了县学和州学等一些教育机构。真正有文字记载的天津教育出现在明朝，此后不断出现和兴起了官学、私学、私塾以及各种书院。

　　到了明末清初，天津教育家开始注重培养实用型人才，即对自然科学的关注度有所提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颜元及其弟子李塨，他们在接触了“西学”以后开始对自然科学产生了兴趣。主张在教育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了一批实干的知识分子。

　　学霸家族

　　清朝中期鼎盛

　　“查氏”名声在外

　　历史上从不缺少学霸。清朝时，天津科举人才在整个京畿地区最为昌盛，《重修天津府志》中更是以“天下罕见”来描述当时科举繁盛的状况，该书《风俗志》载: “天津士人，工于应试文字，近年举人会试者计逾百数，实为天下罕见。”

　　在《清代直隶科举研究》中，曾制作了清代直隶省部分州县不同年间所取举人统计表，从中可以直观地看出清中后期天津在直隶地区乡试中的绝对优势地位。这期间出现了大量的“学霸家族”，比如李光先、李光庭兄弟“五子登科”，周家一门三进士，还有励杜纳一家四世累代甲科的佳话。

　　清代的天津有多少学霸呢？据不完全统计，曾经有50名进士、103名举人、12名副榜贡生出现在天津城。天津卫著名的“学霸家族”包括了赵之符家族、张霖家族、张光第家族、朱垲家族、周人龙家族、徐永鉴家族、殷氏家族、姚逢年家族、杨一崑家族。其中，盐商查日乾为代表的查氏家族，从查为仁始，其家族科名绵延五世，产生了3名进士，9名举人。

　　近代的著名文人穆旦、查良钊也属天津查氏家族，值得一提的是，文学家金庸祖上与天津查家同属一家，只是当时查家分为“南查”和“北查”，金庸属于浙江海宁的“南查”。

　　奖学金

　　六斗大米做补贴

　　八十两银立牌坊

　　今日高校的奖学金制度早就是平常。而在古时，天津官办的卫学也会对学生加以补贴。

　　据记载，当时学校里的教员、官员以及第一等学生的费用，是由地方政府支出的。而学校的其他收入主要来自“学田”。专家表示，学田制度在明初就设立了，就是由官府拨给学校一些田地，通过收取粮食或者收租获得办学经费，而这些田产也有的来自于民间捐赠。

　　“这些学田和捐资主要用于校舍修理和赈济贫困生。”王兆祥说。当时第一等学生被称为“廪膳生”，名额是20个，学校每个月会发给每人六斗米，称为“廪米”。据专家介绍，旧时的一斗米约有现在的十余斤，那么这些学生每月就能得到几十斤米，还是相当多的。

　　此外，根据《天津卫志》记载，那时会发给举人“车价银十两”作为补助。对于新考中的文举人，会发80两银子为其立牌坊，而武举人就差得多，只有五两，并且不立牌坊，而是做旗匾，可见“文武”差别还是很大的。

　　新报记者 王轶斐 单炜炜

　　图片均由天津记忆团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