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周汝昌是位书生，一生著述繁多，他故去后，我一直在搜集、整理他的著作，包括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及手稿。我发现父亲平生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红学文章，且刊发在报纸副刊上，这让我很惊讶，也引发了我后来对副刊的兴趣。

　　那是1947年，父亲当时还是一名燕京大学的学生，他撰写的第一篇文章《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斋诗钞中之曹雪芹》通过顾随和赵万里两位先生发表在天津《民国日报》图书副刊上，引起学者胡适的注意。后来父亲又连续在这个图书副刊上发表了《曹雪芹的生年（再论红楼梦作者）——答胡适之先生》和《红楼梦的考证方法》，引起不小的反响。

　　父亲的出生地在天津的咸水沽，他的青少年时代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因而对故乡的感情炽烈且浓厚，时常围绕天津的民俗风貌、自己的童年成长、文化传播、生活苦乐、红学知识等主题，撰成小文投给报纸。上世纪80年代后，《天津日报》副刊就成为父亲投稿的优选，它既能刊发学术性随笔，也是一块能发表诗歌、散文、杂文和美术作品等体裁的园地。由此，副刊成为父亲抒发情感、梳理思绪的好去处、好“朋友”。

　　报纸有大小之分，有薄厚之别，其版面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父亲常常是打开报纸，先翻看副刊，关注副刊，看看刊登了哪些人的文章，有哪些有意义的作品。他会把自己关注、喜欢的文章用红笔圈起来，旁边写上“保存”二字。

　　《天津日报》副刊有两大版块，一是“文艺周刊”，一是“满庭芳”，都是父亲喜欢看的，刊发的诗歌以及“沽上丛话”等栏目他每期必看。父亲曾撰写过《故乡津市名胜新咏》，在“宫南别苑”小记中提到天后宫，“吾乡之天后，即台湾之妈祖，其香火崇祀之盛，甲于环宇，遐迩艳称。是以我敢断言：后于我沽，原为祈福保安之神，而在两岸，则中华一统河山之和平女神也”。那个时候，父亲就借助副刊的影响力，以妈祖文化的书写联结两岸的文化情感。

　　上世纪80年代初，“满庭芳”版面创刊时，父亲给予了极大支持，对“满庭芳”这个名称也极其欣赏，说“满庭芳”副刊的特性就是一庭茂草，虽非参天大树，但是其气芬芳、其色润绿、其质柔韧、其象旷远、其生不息——“春风吹又生”“径草踏还生”，它既是芳草，不容荆榛混杂、搅扰，也不会变成蓬蒿。

　　父亲与《天津日报》副刊联络最多的时段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记忆中，1983年9月，在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顾问委员会成立不久，他就写了一篇《红楼电视谈》，介绍此剧拍摄的意义和难度；在“文艺周刊”上发表过《〈红楼梦〉剧序》，向读者宣传介绍1987年版《红楼梦》剧本。他还写过回顾童年经历的《少年书剑在津门》，记下自己的一段抗战心路历程。

　　最让我难忘的，是《天津日报》副刊为父亲特别开辟了一个专栏，叫作“响晴轩砚渍”。“响晴轩”是父亲的一个斋名，“砚渍”就是留下的笔墨痕迹，专栏名字非常贴切。这个专栏始自1987年年底，差不多结束于1997年。父亲结缘我续缘，2014年，我接下“响晴轩续话”专栏，也开始为《天津日报》副刊写稿。

　　在“响晴轩砚渍”里，父亲写的文章品目繁多，五花八门。他钟情于天津曲艺，介绍过“天津红楼曲艺专场在京献艺”；他喜欢忆旧，写过旧时过年的《渊渊鼓音》《过年须说吉利话》；他酷爱中华文化，写过《中华文化八千年》；他佩服同窗，写过《黄裳·我·红楼梦·水西庄》。父亲曾说过研究书法比红学难，因此写了关于书法的一组文章，如《柔翰与八法》《画的精义——书画之本》等；父亲研究天津的历史，写了《天津祖地——大直沽》《直沽大小自谁分？》；他痴迷天津皇会，写了《海大道·柳劫·皇会》等文章……

　　1992年11月6日，当“满庭芳”创刊满千期时，父亲撰《巧媳妇赞——庆贺“满庭芳”1000期》一文，赞扬了“满庭芳”的文采风流，脍炙人口，说真正的功臣是本刊拥有的几位“巧媳妇”，指的是版面的几位编辑同仁；2000年3月，值“满庭芳”创刊两千期时，父亲又写下《“满庭芳”两千期贺语》，以示祝贺与赞许。

　　满庭芳——满院香！父亲与“满庭芳”的缘分越来越深。

　　有了“满庭芳”版面的大力支持，父亲精神也为之大振，他连续撰写了一组“域外红情”文章，向读者汇报在美国访学期间参与的有关《红楼梦》的活动；父亲还写了多篇介绍与师友朋俦交往的文章，如《知音多少在津门》《记张君秋》《钱钟书先生》《沈从文先生》等。那是父亲最美好的一段时期。

　　父亲说，一家好的报纸，要有一个相当的“窗口”，让读者借此“口”之光而得知其地的文化教育、文学创作是怎么样的。报纸副刊好比民族文化的阵地、精神世界的家园、学术传承的渊薮。博览方能充实，充实则绽放光芒。

　　美好的副刊！难忘的副刊！

　　祝《天津日报》副刊发扬光大办刊传统，越办越好！

　　（作者系文史研究者，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