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我军历来十分重视干部培养。长征路上的红军大学在刘伯承的主持下，坚持随军流动办学，一边行军作战，一边育人铸魂。特别是在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峻关头，学校坚决反对分裂、维护红军团结，为全党全军培养了大批各级军政骨干，为长征胜利、抗战强军和革命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人才基础。

　　分裂风云下的红军大学

　　红军从初创到长征出发前夕，一直高度重视干部教育和军政人才培养，先后创办了井冈山红军教导队、随营学校，以及信江、闽西、赣南等地红军学校、军政学校，培养了大批政治工作与军事指挥骨干。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长征前，中革军委将1933年10月17日由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分编出的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和红军特科学校合并整编为干部团，一边行军打仗，一边开展教学培训。

　　1935年6月，长征途中的红一方面军与从川陕苏区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28日，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的决定。

　　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鼓动一些人向中央提出由他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后又反对北上，主张南下。7月21日至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同时充分肯定了红四方面军的英勇斗争功绩。会后，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向毛儿盖集中。

　　8月3日，红军总部颁布《夏洮战役计划》，将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为适应北上开辟新苏区、提升全军军政干部能力素质的现实需要，中央决定将红一方面军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红军学校合并，在毛儿盖正式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集中开展长征途中的干部教育培养工作。

　　1935年9月，张国焘顽固坚持分裂错误、拒不执行中央北上命令，执意率左路军南下，造成红军严重分裂。原毛儿盖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建制随之解体：属于红四方面军的教职学员队伍随左路军南下；红一方面军干部团与红一军团教导营合编，改编为陕甘支队随营学校，跟随党中央继续北上。

　　张国焘率部南下后，于1935年10月5日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另立“中央”，并依托原毛儿盖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留存的教学力量，重新组建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以下简称红军大学）。

　　随左路军行动的刘伯承因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反对张国焘分裂行径，遭到排挤打压，被免去红军总参谋长职务，改任红军大学校长。在极其艰苦恶劣的长征环境中，他顶住分裂势力压力，重整学校教学秩序、坚守办学育人阵地，选调张际春、曹里怀、陈伯钧等一批政治坚定、有文化、懂军事的干部担任教员，在行军作战间隙坚持办学施教，为红军保存、培育了大批忠诚可靠、能征善战的军政骨干。

　　战争环境中的流动大学

　　红军大学重组后，从各部队抽调了30余名军、师级干部，300余名团、营级干部，编成高级指挥科、上级指挥科和上级政治科3个专业科。随后，红军大学进一步扩大招生范围，选调班、排、连级干部组建附属步兵学校，设立步兵、骑兵、炮兵、工兵等专业班，共编为3个营。

　　1935年11月，由于张国焘坚持南下的错误方针，红四方面军在川西百丈关与10余万国民党军展开激战。红军大学团营级以上学员全部归队指挥作战，附属步兵学校3个营也投入战场。由于敌军装备精良、兵力占优，红军苦战受挫、伤亡惨重，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红军大学也随大部队转移至四川省天全县红岩坝。

　　红军暂时摆脱敌人的追堵后，红军大学在红岩坝驻扎68天。此间，参战学员陆续返校复课，学校又从各部队增补招收学员，全校师生及勤务人员达1500余名。

　　在艰苦的作战环境中，红军大学坚持边战边学、边走边学。缺少教材，教员们就编写出《党的建设讲授提纲》《革命常识》《步兵教程》《夜间战斗》等教学资料，并自己动手刻版、油印；没有教具，教员们就土法自制，如在文化课中讲授昼夜、四季和日食、月食等自然现象时，就点燃油灯比作太阳，把一个大土豆穿在椭圆形的铁丝圈上，当作围绕太阳运行的地球，再用一个小土豆当作月亮，让它围绕“地球”运转。简单、具体又形象化的教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936年2月，国民党再度调集6个师的兵力向红军发起进攻，战局日趋严峻。红军大学跟随大部队撤出红岩坝，沿着革什扎河溯流而上，穿行在环境恶劣的夹金山、党岭雪山山区，沿途时常与地方反动武装遭遇并交战。即便转战行军、战事不断，红军大学始终没有中断教学。教员们利用宿营休整、战斗间隙，采取集中讲授、个别辅导、分组研讨相结合的方式露天开课。学员没有纸笔，就用木棍蘸锅底灰水，书写在缴获的旧书刊上；没有照明灯油，就点燃松脂夜读；遇到疑难问题，便在行军途中紧随教员，边走边请教。大家在学习研讨中交流思想、增长学识，既活跃了行军氛围，也驱散了征途疲惫。

　　红军大学每到一处驻地，教员都首先勘察周边地形地貌，结合实地情况，讲授阵地坚守、主动强攻、穿插迂回、破袭作战等战术战法，并组织现地演练，让学员在实战化环境中锤炼指挥素养、积累作战经验。

　　当时，有些红军大学学员自以为指挥、战斗经验丰富，尤其是高级指挥科学员都是军、师级干部，对教员的讲授有时会不以为意。刘伯承严厉批评了自以为是的学员，告诫大家一定要遵守纪律、谦虚谨慎，珍惜每一刻学习时间。在授课中，刘伯承还将旧军队“军官”的称呼改为指挥员，“士兵”改称战斗员，“传令兵”改为通信员，“伙夫”改为炊事员，“马夫”改为饲养员等，凸显人民军队的性质特点。当时红军大学创改的许多军事名词、术语一直沿用至今 。

　　1936年3月，高级指挥科第一期学员在流动教学中完成全部课程，经考核合格后分批返回作战部队，红军大学随即启动第二期高级指挥科招生教学。

　　曾担任刘伯承警卫员的王泉云回忆这段历史时提到，红军大学在战斗极为频繁、条件极为艰苦的长征途中，克服重重困难，培训了大批从班、排到军、师级的革命干部。长征路上的随军办学，使学员的军事素养、政治水平和部队管理教育能力得到大幅提升。红军大学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边行军、边打仗，边授课、边学习，堪称史无前例。

　　丰富而务实的教学内容

　　长征路上的红军大学既没有固定校址和专用课堂，也无法按常规模式开展教学。刘伯承等校领导结合流动办学实际，确立了“教员讲课多示范、学员学习多操练”“需要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教学原则，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在行教合一、学练结合、战训一体中提升学员的政治觉悟、文化素养、指挥能力和作战本领。

　　红军大学教学内容主要分为政治、军事、文化三大类。政治课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纪律，阐释中国革命性质、革命政权建设、红军的宗旨任务等；同时开设与全民动员、抗日救国相关的课程，重点强调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团结一致，北上抗日”的正确决策，才能取得长征的最后胜利。

　　军事课以战略战术教学为核心，涵盖从单兵到大兵团的攻防作战、追击撤退、侦察警戒等实战要领，各类枪械火炮的构造原理与使用方法，以及野战工事构筑、阵地伪装、简易通信、地形测绘等实用技能。

　　结合红军大学随军转战、战学相融的特点，军事教员将刘伯承翻译的《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令》《苏军野战条令》作为教材，重点讲授在雪山、草地等恶劣环境中行军、宿营、警戒等的部署要点；详细讲解北上途经区域的地形地貌、气候特点、沿途民情和敌军布防态势，传授山地战、平原战、河川战、隘路战等不同地形条件下的指挥要领，让学员熟练掌握各种条件下带兵用兵、临阵指挥的本领。

　　红军大学学员大多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时投身革命的老红军，出身贫寒，从未接受过正规教育。他们虽身经百战、作战经验丰富，但普遍文化基础薄弱，连、排、班级学员尤为突出，不少人连普通文件、家信都无法读写。针对这一实际情况，红军大学编印《红军识字课本》，专门开设扫盲班，从认字、写字起步，逐步过渡到读报明理、书写家信，循序渐进地提升学员文化水平。学员们由衷感慨：“我们穷苦的农家子弟、地主家的放牛娃，能在长征路上进大学学文化，真是做梦也想不到。”

　　红军大学还十分注重对文化偏低的学员进行启发式教学，每月至少为班、排级学员举办一次研讨会，论述、评说在行军、战斗中面临的实际问题。例如，在过草地前筹集粮食时，红军大学在各班召开了“过草地时是枪重要还是粮重要”的主题研讨会。学员们提出两种观点，一种是枪重要：枪是红军战士的生命，没有枪就不能消灭敌人；另一种是粮重要：不吃饭就扛不动枪，更谈不上行军打仗。教员借机启发学员：湘江战役时，如果我们的枪多火力强，就不会有那么多同志牺牲。而翻越雪山时如果我们的粮食充足，也不会有那么多同志饿死、冻死，所以说枪和粮食同样重要，关键是要结合实际情况，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大家在争论、评述后领悟了辩证关系，增长了军事知识。

　　在学习期间，红军大学学员先后参加了岷洮西战役、横梁山战斗和山城堡战役等。每次战斗结束后，教员们都结合实战经过复盘讲评、总结得失，让学员在理论层面悟透战法、总结提炼实战经验。

　　红军进驻四川马尔康地区后，多次遭遇敌军骑兵突袭。红军虽久经沙场，但面对敌军骑兵的疾驰冲杀、四面合围，一时难以有效应对，造成不小损失。红军大学紧贴实战急需，专门开设反骑兵作战课程与专项训练。刘伯承亲自讲授反骑兵战术的阵型布设、攻防队形、突击与后撤要领，并总结出打骑兵“排枪快放”战法，撰文刊发在校刊《红炉》上。该战法迅速在全军推广应用，多次击溃敌军骑兵，有力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后，红军大学增设民族政策课程，宣讲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政策主张。全校师生主动向群众宣传红军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的纪律规定，热心帮助当地群众修缮房屋、问诊治病、纾解生活困难，赢得了少数民族同胞的信任与拥护。

　　1936年3月，红军大学进驻炉霍藏族聚居区。时值初春，高原依旧寒风刺骨，许多师生缺少御寒棉衣。当地寺庙僧人主动把积存的羊毛赠予红军大学，藏族群众手把手向师生传授捻毛线、织毛衣技艺。红军大学顺势开设纺织劳作课，学员纷纷动手学习捻线编织，人人穿上自制的毛衣毛裤，缓解了高原御寒难题。

　　艰苦条件下创办红色校刊

　　长征途中，红军大学不仅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还高度重视思想宣传阵地建设，利用墙报、校刊开展政治教育、文化普及和学习交流，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学员综合素质，丰富军旅文化生活，凝聚军心士气。

　　1935年12月，红军大学驻扎天全县红岩坝期间，政治教员张际春、学员陈伯稚等人，在平整的外墙刷上白石灰，创办墙报《战火》，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宣传红军大学办学成果、学员学习生活风貌。课余时间，学员纷纷围看墙报、交流感悟，有的摘抄内容，有的向围观群众宣讲革命道理。

　　每周一期的《战火》墙报，得到了刘伯承的充分肯定，他阅后称赞：“很好！应好好帮助大家学好文化，这很重要。文化是一切学习的入门，是其他学习的一把钥匙，没有文化什么也学不成。”

　　刘伯承的赞许，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办报热情，也激发了学员投稿的积极性。由于墙报版面有限，张际春等人便将优质文稿精编誊抄，拼贴在两块床单大小的麻布上悬挂上墙，遇风雪天气及时摘下，天晴后再重新悬挂。版面虽得以扩大，但仍有大量优秀稿件无法刊发。

　　刘伯承了解情况后，召集张际春等人商议，决定在墙报基础上创办红军大学校刊，定名《红炉》，采用4开油印小报形式出刊，坚持贴近实战、贴近学员，突出红军大学特色，内容通俗易懂、接地气、有实效。

　　当时，红军大学刚从敌军手中缴获油印机、蜡纸、油墨等物资，为创办校刊提供了物质保障。经组稿编辑、版面设计、刻版油印，《红炉》在红岩坝正式出刊。刘伯承亲自书写刊头并题词，大意是：“我们学校是一个红炉，我们学习军事、政治、文化，以及向一切恶劣环境作斗争，克服一切困难，就要到这个红炉中来锻炼。坚强的革命意志就是在通红的炉火中锻炼出来的。”

　　《红炉》除转载墙报优质稿件外，还重点刊发实用战术战法、经典战斗经验总结。针对红军转战川康交界崇山峻岭、峡谷丛林时多遭遇战的实际，刘伯承结合地形特点、敌我态势，撰写了《当前的隘路战斗》一文，系统阐释隘路战斗的战术原则、协同制胜方法、隐蔽通行要领以及战后阵地巩固、乘胜追击策略。

　　《当前的隘路战斗》在《红炉》创刊号发表后，在全军产生了广泛影响，相关战法迅速应用于长征实战，取得显著战果。随着影响力扩大，《红炉》由4开油印小报逐步改版为32开小册子，共出刊17期，印发全军学习。

　　对于红军大学个别学员违规违纪现象，《红炉》也开辟专栏发表批评、警示文章。如刘伯承针对某些不服从管理、嘲讽教员的行为撰写了一篇警示文章，诫勉全校师生和红军官兵遵章守纪，团结一心，争取长征的最后胜利。

　　《红炉》还开设文艺副刊，刊登学员创作的歌颂党和红军、礼赞革命胜利、抒写学习生活感想的散文、诗歌、快板唱词、小型剧目等作品，对提升学员文字写作能力、丰富战地文化生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长征路上，刘伯承领导下的红军大学办学一年多，先后培养了3期学员，为部队输送了大批军政骨干人才。他们中有的浴血疆场、壮烈牺牲，成为浩气长存的革命英烈；有的身经百战、屡建奇功，成长为工农红军的高级将领，在革命道路上屡建新功。

　　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中央将各方面军随军学校整合并入陕北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该校正式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校办学规模显著扩大，师资力量得到充实，为培养抗战军政干部，提升指挥员作战能力及部队管理水平奠定了坚实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大批红军大学毕业学员走上党和国家、军队重要领导岗位，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接续奋斗、再谱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