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故乡的瓦是青灰色的。那青色不是新瓦的鲜亮，而是经过雨水冲刷、烈日暴晒、风霜侵蚀，在岁月中沉淀下来的青。这青色像远山的轮廓那样沉稳，像老牛的眼睛那般温润。
从远处望去，整个村庄依偎在山脚下，层层叠叠的瓦顶连成一片，宛如一条巨大的青鱼，鳞片微微起伏颤动，安静地呼吸着。
儿时最爱的就是雨天。雨点敲打在瓦片上，发出清脆的声响。起初只是零星几滴，像有人往石板上撒豆子。渐渐地，雨势转急，瓦片上的声响就连成一片，时而哗哗啦啦，时而淅淅沥沥，分不清是雨在诉说，还是瓦在低语。雨水顺着瓦沟流淌，在屋檐处汇聚成一道晶莹的水帘，像挂着一排透明的珠串。
我常常搬个小板凳坐在门槛上，伸手去接从屋檐滴落的水珠。从瓦片上流过的雨水格外清凉，带着淡淡的泥土气息，让人感到安心。母亲这时总会从厨房探出头来，叮嘱我不要玩雨水，免得弄湿了手。我缩回手，可过不了多久又会忍不住伸出去。那雨水经过瓦片的过滤，显得格外透亮，落在掌心时溅起细碎的水花。
家乡的老屋，都是青砖青瓦的构造。砖瓦都是在土窑里烧制而成的。一座老屋，最少也要用上千片瓦，多的甚至要用上三四千片。这些瓦片一片压着一片，从屋脊一直铺到屋檐，排列得整整齐齐，就像鸟儿的羽毛，又像鱼儿的鳞片，严丝合缝，风雨不透。时间久了，瓦缝间就会长出青苔，毛茸茸的，嫩生生的，春天的时候尤其好看，像是给屋顶披上了一层绿色的轻纱。偶尔还会长出几株瓦松，肥厚的叶片聚拢成莲花的形状，高高地立在屋脊上，仿佛屋顶的守卫者。
然而瓦片也会老化。年深日久，瓦片会开裂，会破碎，有时还会被大风吹落，摔在地上碎成几块。每年春天，父亲都要搬来一架长梯靠在屋檐下，提着簸箕爬上屋顶“拣瓦”。他在屋顶上小心翼翼地踩着木椽行走，把破损的瓦片拣出来，换上新的。
我们这些孩子在下面仰着头看，既紧张又兴奋。父亲的身影在青灰色的瓦顶上移动，就像一只在岩石间觅食的山羊。那些碎瓦片，成了我们最好的玩具。我们把瓦片磨成硬币大小的圆块，叫作“瓦子儿”，五颗一副，蹲在地上玩抓子儿的游戏。这些瓦子儿经过反复打磨，棱角都被磨平，握在手心里圆润光滑。
后来我在城里读到描写故乡的散文，作者写道：“老屋的鱼鳞瓦缝间长满青苔，黄泥墙上的灰粉不断剥落，两扇略显厚重的大门油漆斑驳，布满深浅不一的裂纹，就像老人额头上的皱纹。”读到这些文字，我不禁心头一震。原来天底下所有故乡的老屋，竟是如此相似。
二
我们村后头有一座土窑。
这座窑是什么时候建的，我也说不清楚。只听父亲说过，他小时候那窑就已经在那里了。窑是圆形的，像一只倒扣的大碗，依山而建。窑顶裂开一道豁口，每当烧窑时，浓黑的烟柱便从那里喷涌而出，笔直地冲向天空，数里之外都能望见。黑烟下面，是熊熊燃烧的烈火。窑里的火势很旺，站在窑口往里望，只见一片通红，砖坯瓦坯都被烧得透亮，仿佛太阳落入了窑中。
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我们村的这座窑。来买砖瓦的人络绎不绝，有挑担子来的，有推三轮车来的，还有开手扶拖拉机来的，经常排着长队等着出窑。我们村烧出来的砖瓦是青色的，质量好，结实耐用。连邻县的人盖房子，都认准了我们村的青砖青瓦。
村里有个窑匠，大家都叫他满爷。他十二岁就开始学做瓦，一做就是五十多年，是窑上最有经验的老师傅。满爷身材不高，但肩膀特别宽，一双大手像蒲扇似的，手指又粗又短，掌心全是厚厚的老茧。满爷常说，做青瓦可是个精细活儿，要经过选泥、制瓦坯、烧窑、封火、洇窑这五道工序，每一步都马虎不得。
选泥是头等大事。满爷说，泥是瓦的魂。做瓦的泥必须用黏性强的黄泥，不能掺沙子，更不能有腐殖质。料坑要挖成直径十米左右的圆形，先把表层不能用的沙土挑走，留下能用的黏土，不够的还得从别处取土补进去。往料坑里灌满水，泡上两三天，等硬土泡软了，就牵两头水牛进去转圈踩泥。
牛一圈一圈地踩，直到把黏土踩成均匀细腻的泥浆。这时候满爷总爱赤脚站在坑边，一手牵着牛绳，一手夹着旱烟袋，眯着眼睛看着牛踩泥。这两头牛踩累了，就换两头接着踩。踩好的泥巴黏性极强，连锄头都挖不动，得用一种叫“弓子”的工具。其实就是一根绷着钢丝的竹片，像一把没弦的弓，把泥切割下来，背到工棚里码在泥坯台子上，拍打平整后盖上湿草帘，防止水分蒸发。
接下来是制作瓦坯。满爷的工作台上安着一个转盘，上面固定着桶状的瓦模具，这个模具形似老式木水桶，由多块木条拼接而成，只是没有桶底。他先用钢丝弓从泥料上切下一块厚约一厘米、宽三十厘米、长约六十厘米的泥片，将泥片包裹在瓦模具上，仔细压紧接缝处，去除多余的泥料。随后，他左手匀速转动模具，右手持着弧形工具，一边上下拍打坯泥，一边抹平表面，还要不时蘸水打磨光滑。
满爷的手法十分娴熟，转盘在他手下发出“嗡嗡”的转动声，不出几分钟，泥片就被贴得严丝合缝，整个动作行云流水。待泥坯贴好后，还要在转动时，用工具修整瓦坯边缘。模具桶上凸起的三道木棱，将瓦坯自然分成三块。取下模具后，他小心翼翼地将瓦坯提起，平放在地上，松开卡扣，一个圆筒状的瓦坯便稳稳地立住了。趁着瓦坯尚未完全干透，满爷会用铁针沿着内壁的三道棱线轻划，待瓦坯完全干燥后，只需从外侧轻轻一拍，圆筒就会顺着划痕裂成三片瓦坯。这一拍要格外谨慎，力道稍大就会导致瓦坯碎裂，前功尽弃。
瓦坯需要在阴凉处自然阴干，既不能暴晒也不能受风吹，这个过程急不得。晾干的瓦坯，要一层层整齐地码放好，等待入窑。这个阶段最怕遇上下雨天，因为雨水一淋，瓦坯就会重新化为一摊泥浆。因此，窑匠们通常选择在旱季开工，入冬后雨水渐少，满爷就开始忙碌起来，工棚里的瓦坯堆得像一堵堵矮墙。
装窑是件大事。满爷带着村里十几个壮劳力，小心翼翼地将瓦坯搬进窑内，一层层仔细码放。瓦坯之间要留出烟火通道，层与层之间也要留出空隙。装窑往往要耗费一整天时间，直到把窑装满，再用泥土封住窑顶，只留一个井口大小的烟道。随后开始点火烧窑，头两天要用文火慢烧，像熬中药一样慢慢煨着。
到了第五六天，火势逐渐加大，从窑口望进去，整窑的瓦片都烧得通红透亮。满爷日夜守在窑口，神情专注。他说火候最难掌握，早一刻、晚一刻都不行，全凭经验判断。火候一到，立即封窑。窑口和烟道都要堵严实，窑顶四周填土密封，只留几个小排气孔。
最后一道工序是洇窑。工匠们将清水缓缓倾倒在窑顶的土层上，让水分逐渐渗透进窑内，遇到高温立即汽化。在缺氧的环境下，瓦坯中的铁元素发生化学反应，原本红色的瓦片渐渐转变为青灰色。洇窑过程需要持续数日，满爷便住在窑边的草棚里日夜看守，每隔几小时就要往窑顶浇几担水。待窑体完全冷却后，打开窑门，只见一片片青瓦整齐地排列着，表面泛着温润的光泽，呈现出青灰色调。
满爷说，一窑可产出两万余片青瓦，从选土到烧制完成，整个制作周期约需两个月。烧制好的青瓦被整齐地码放在窑外的空地上，等待周边村民前来选购。这些瓦片在阳光下泛着青色的光，仿佛刚从泥土中生长出来一般。
三
我小的时候，村里大多数人都在砖瓦厂做工。砖瓦厂建在土窑旁边的一片空地上，说是“厂”，其实就是几间简陋的工棚、一个晾晒场，再加上那座老旧的土窑。工棚是用竹子和木头搭的，顶上盖着稻草，四面透风。晾晒场上整齐地排列着一排排瓦坯，远远望去，青灰色的瓦坯在阳光下泛出光泽。
砖瓦厂里分工明确。老人和半大孩子负责上山砍柴，他们早出晚归，砍松枝、捡枯枝，一担一担地往窑上挑，挣点零钱贴补家用。青壮年干的是翻泥的活儿，这是最累的。他们光着膀子，只穿一条短裤，在泥坑里挥锄舞铲。烈日当头，晒得后背生疼，没几天工夫，整个人就黑得像从窑里钻出来似的。妇女们把踩好的泥一担一担挑到工棚里，扁担压在肩上，走起路来一摇一晃的。有时候小孩子也会学着大人的模样踩泥，一不小心腿就陷进泥坑里拔不出来，弄得满身是泥，令人哭笑不得。
满爷是砖瓦厂里手艺最好的老师傅，带过不少徒弟。他常说，做瓦看着简单，没有三五年时间根本学不好。手上力道要均匀，手腕要灵活，眼要准，心要细。做出来的瓦坯，厚薄要一致，弧度要圆润，接口要严实。哪道工序马虎了，将来上了屋顶，准出问题，漏雨还算轻的，瓦片掉下来，砸到人可不得了。
烧窑的日子最热闹，全村人都来帮忙。装窑的时候，人们小心翼翼地把瓦坯放在木板上，一层层码放整齐。出窑更辛苦，特别是夏天，天不亮就得开始干活儿。窑里热得像蒸笼，进去一会儿就浑身湿透。可大伙儿都干得挺高兴，因为一天能挣个块儿八毛的，在那年头这已经算是很不错的收入了。
如今回想起来，砖瓦厂的热闹景象，承载着一个时代的记忆。那座土窑，曾是大半个村子的经济支柱。从砍柴、翻泥、踩泥，到做坯、装窑、烧窑、出窑，每一道工序都凝聚着村民们的汗水。每一片青瓦从泥土到成为屋顶的庇护，都经历了无数双粗糙黝黑、布满老茧的手的精心打磨。
后来，满爷年纪大了，干不动了，砖瓦厂就关了。那座土窑渐渐荒废，窑口塌陷了一半，四周长满了杂草，一片荒凉。
有一年回乡时，我特意绕到村后去看那座老窑。工棚早已不见踪影，晾晒场上长满了半人高的野草，只有窑的轮廓还隐约可见，像个巨大的坟包，隐没在荒草丛中。风吹过，草叶沙沙作响，恍惚间我又听见了满爷转动模具盘的“嗡嗡”声，那声音一遍又一遍，仿佛还在耳边回响。
四
在砖瓦厂干活儿，就是为了挣钱。挣了钱，才能盖房子。盖了房子，才能娶媳妇。这在我们老家一直如此。
那时候村里，要是哪户人家没有一座像样的青砖大瓦房，连媒人都不愿意登门说亲。姑娘家父母来相看时，第一眼就是打量房子好不好。土坯房？茅草屋？那可不行，闺女嫁过来要吃苦的。至少得是三间大瓦房，青砖砌到顶，高高的屋脊，结实的木梁，砖铺的地面，这才说得过去。房子就是庄稼人的门面，更是庄稼人的命根子。有了像样的房子，才算有了家底；有了家底，才能娶上媳妇，把日子一代代过下去。
父亲年轻时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但干起活儿来特别踏实。十八岁那年，他离家去学做瓦，整整学了三年才出师。出师那天，师傅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好干，攒够钱盖几间大瓦房，娶个好媳妇，日子就有奔头了。”
后来，父亲在满爷的砖瓦厂里找了份活计。从翻泥、踩泥到装窑、出窑，样样都干过。最遭罪的是夏天出窑的时候，窑里还残留着高温，人一钻进去，热浪就扑面而来，像被一只滚烫的大手捂住了口鼻。父亲常常只穿着一条裤衩，蹲在窑里往外递瓦，每递一片就要抹一把汗。汗水滴在滚烫的瓦上，“嗞”的一声就蒸发了。有一回出完窑，他背上被烫出一大片红印子，母亲见了心疼得直掉眼泪。
父亲把在砖瓦厂挣的每一分钱都攒着。他不抽烟，不喝酒，连赶集都舍不得在街上吃一碗面。母亲说，有一回她去集上给娘家送饭，远远看见父亲蹲在砖瓦厂门口，手里捧着一个红薯在啃。那是他从家里带的冷红薯，连皮都没剥干净。母亲鼻子一酸，走过去把热饭递给他。他把碗推给母亲：“我不吃，我不饿。”
五年后，父亲终于攒够了钱，盖起了属于自己的瓦房。
盖房子是件大事，首先是看地基，接着是准备材料。青砖是从满爷的窑上买的，满爷按成本价给父亲，还多送了一百块。木料是从山上砍来的松木，父亲亲自上山砍树，又自己扛下山，肩膀磨得又红又肿。瓦片是父亲亲手烧制的。他借了满爷的模具和工棚，制作瓦坯，晾干后装窑、烧制、洇窑，整整忙活了两个月，终于烧出了足够盖三间房的青瓦。
上梁那天，附近的乡亲们都来看热闹，像赶集一样。木匠师傅把缠着红布的正梁架上去，嘴里喊着吉祥话：“正梁上得稳，子孙代代兴！正梁上得高，福气比山高！”鞭炮声噼里啪啦地响着，青烟腾空而起，混合着松木的清香。
父亲站在屋顶上，接过下面递上来的瓦片，一片一片地往椽子上铺。他的动作很慢，也很仔细，把每一片瓦都放得端端正正，仿佛要把多年的汗水都砌进屋顶。母亲在下面仰头看着，眼里闪着泪光。
三间大瓦房盖好的那年冬天，母亲嫁了过来。
后来听母亲说，当初媒人来提亲时，外公第一次来“看家”，把屋里屋外都仔细看了个遍。最后他站在院子里，抬头望着那青灰色的瓦顶，只说了一个“中”字，这门亲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五
父亲的瓦房是上世纪80年代盖起来的。到了上世纪90年代，村里有个年轻人从外地打工回来，也盖起了瓦房，这在当时可是件新鲜事，村里人议论了好一阵子。
这个年轻人就是我的远房堂哥，叫建华。
建华家以前日子过得挺苦。他父亲早年得了重病，把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人还是没救回来。建华的娘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他们家住的是土坯茅草房，屋顶铺的是稻草。每逢下雨天，外面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娘儿几个只能挤在角落里，用盆盆罐罐接漏下来的雨水。
建华十九岁那年，村里有人来给他说媒，说的是邻村的一个姑娘。姑娘家来人“看家”，一看见那间茅草屋，连茶都没喝完就走了。临走时丢下一句话：“等你们家盖了瓦房再说吧。”
那天夜里，建华一个人在院子里坐到很晚。天还没亮，他就对娘说：“我要出去挣钱。”
“去哪儿？”娘问。
“去南方，”建华说，“听说那边工钱高，干两年就能攒够钱回来盖瓦房。”
娘没再多说什么。他搭上开往县城的早班车时，天刚蒙蒙亮。那是1992年的冬天，他刚满十九岁。
建华去了广东打工。起初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每天搬砖、扛水泥，工作十几个小时。晚上住在简易工棚里，几十个人挤在一间房里，夏天闷热难耐，冬天寒风刺骨。每月发工资后，他只留下基本生活费，其余全部寄回家。
后来他换了个工地，学会了操作搅拌机，工资涨了一些。接着又掌握了砌墙技术，从小工升为大工。他手艺越来越精，砌的墙面又直又平整，连工头都称赞他。到第二年时，他已经能带几个小工干活儿了。他在外地打工两年，总共给家里寄了两万多元。
1994年冬天，建华从外地回来了，母亲早早就在村口等着，远远望见一个瘦高的身影，看到儿子，母亲的眼眶顿时湿润了。
回家后，建华立即开始张罗盖新房的事。作为泥瓦匠，他亲自操持大部分工程，只请了弟弟和两个本家叔叔帮忙。从打地基到砌墙，从架梁到盖瓦，前后忙活了近两个月。瓦片是从满爷的窑上买的，青瓦堆在院子里像座小山。建华蹲在瓦堆前，一片片仔细检查，用手指轻敲，用耳朵听音。他解释说，好瓦敲起来声音清脆如瓷器，烧过头的瓦声音沉闷，没烧透的瓦声音空洞，都不能用。
三间大瓦房落成那天，建华在院子里站了很久。他仰头望着青灰色的瓦顶，瓦片层层叠叠，从屋脊一直延伸到屋檐，排列得整整齐齐。母亲站在他身旁，眼里噙着泪水。这次不是心酸，而是喜悦。
第二年春天，媒人再次登门。他们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抬头看了看崭新的青瓦屋顶，没多说什么，就应下了这门亲事。婚礼那天，新娘穿着红棉袄，顶着红盖头，被人搀着走进贴着大红喜字的新房。建华穿着崭新的中山装，局促地搓着手。院子里摆了十几桌酒席，全村人都来道贺，喜宴一直持续到深夜。
六
建华是村里第一个外出打工回来盖瓦房的年轻人，但不是最后一个。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村里的年轻人陆续外出打工，主要去了广东、福建、浙江这些沿海省份。每年春节，他们穿着城里买的时髦衣服，带着打工攒下的钱回到村里。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把老旧的土坯房拆掉，在原地盖起崭新的砖瓦房。这些新房子一栋接一栋地建起来，慢慢改变了村庄原来的面貌。
父亲那代人盖瓦房不容易，得在砖瓦厂一担一担地挑泥，在窑火前整夜整夜地守着。这样辛苦劳作，通常要攒上五六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盖起三间瓦房。而建华这辈人外出打工，寄回来的钱多，盖房的速度快多了。但在这背后，是辛劳的奔波、长久的分离和心中深藏的苦涩。
他们一年到头难得回一次家，孩子丢给老人照看，有的媳妇也跟着出去打工，一家人分散在各地。虽然盖起了崭新的瓦房，但屋里常常是空荡荡的，只有老人和孩子守着，显得格外冷清。房子是新的，可住在里面的人，却像是临时借住的过客。
后来，村里陆续有人盖起了楼房。两层、三层的，外墙贴着瓷砖，屋顶铺着琉璃瓦。青砖大瓦房渐渐显得老旧，像一件褪了色的衣裳。满爷的土窑彻底熄了火，砖瓦厂的工棚拆了，那片空地被推平，种上了玉米。做瓦的手艺，村里已经没人会了。
满爷的几个徒弟，有的出去打工，有的改行做了别的营生，没一个留下来继续烧瓦的。如今，满爷已经过世好些年了。他走的时候，窑里最后一窑青瓦还没卖完，堆在场院上，盖着草帘子，风吹日晒的，都长了青苔。
去年我回老家，特意去看了建华哥。他已经五十出头了，头发白了一半，背也有些驼了。他坐在自家瓦房的廊檐下，面前摆着一壶茶。那三间瓦房还是二十多年前的样子，只是屋顶的瓦颜色更深了，长出一层薄薄的青苔。院墙边种着一棵柿子树，秋天柿子红的时候，在青瓦的背景下，像一盏盏小灯笼。
我问他：“怎么不盖楼房？”
他端起茶碗抿了一口，笑了笑说：“够住了。”
他抬头看了看屋顶，又说：“这瓦，是我一片一片挑的，不漏雨，冬暖夏凉的，住着舒服。”阳光从瓦缝间漏下来，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像撒了一地的碎金子。风吹过屋顶，瓦片轻轻响了一声，像是在回应他的话。
如今我住在城市里，放眼望去遍地都是高楼大厦，已经很难再见到瓦房了。邻居们来自全国各地，没人知道瓦片是怎么烧制的，更不了解烧一窑青瓦需要整整两个月的时间，也没人见过洇窑时水汽蒸腾的壮观场面。这些知识对他们来说可能真的没什么用，毕竟瓦片已经渐渐被这个时代淘汰了。
但我依然喜欢听瓦的声音。春雨落在瓦上“淅淅沥沥”，夏雨敲打瓦面“噼里啪啦”，秋雨滴在瓦檐“滴滴答答”，冬雨轻叩瓦片“嗒啦嗒啦”。还有风穿过瓦缝的呜咽声，野猫在屋顶走过的脚步声，被风掀起的瓦片落回原位的脆响……这些声音，都是在城市里听不到的。
我时常梦见老家那座房子。梦里的老屋还是记忆中的模样：土墙青瓦，杉木门窗。母亲在厨房里生火做饭，炊烟从瓦缝间钻出，消散在暮色中。父亲站在屋顶上翻修瓦片，夕阳将他的身影拉得很长。满爷在工棚里转动模具盘，发出“嗡嗡”的声响，这声音伴他度过了一生。我站在屋檐下伸出手去接雨水，瓦片上流下的水冰冰凉凉的，带着泥土的清香。
故乡的瓦片在记忆中慢慢模糊，却又在梦中不断重现。那些青灰色的瓦片，带着窑火的余温和泥土的芬芳，轻轻覆盖在游子的心头，成为一生难以忘记的那抹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