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甲骨文发现者的争论，目前学术界多集中于北京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和天津秀才王襄、书家孟广慧这三个主要人物。对于京津两地这两说，究竟应该作何选择，实在不好作非此即彼、一优一劣之简单判断。因为两者都有一些含混和矛盾的地方，比如两说中，都有年代相互出入和矛盾的地方，如分别有戊戌、己亥、庚子等不同年份的考证等。所以那些两说兼顾的学者观点，我们决不能视为和稀泥式的骑墙之论，而是在目前情况下的一种明智的做法。

　　实际上早期的甲骨学者，他们自己并不在意谁是甲骨文的发现者，没有什么争名夺利的思想。如王懿荣、王襄、孟广慧等，他们自己不立文字，而是待后人评说。即使到了王襄先生写作《簠室殷契类纂》和《簠室殷契征文》这两部甲骨学著作之时，也是这样。此时甲骨学研究还不成规模，对于像甲骨文发现者及谁先谁后这样的问题，不管是罗振玉也好，王国维也好，并没有做多少追究。这从他们的一些甲骨学论著中对此事的含糊其辞和前后矛盾之处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王襄此二书的写作与出版，并没有想到在这些方面与人争短长。就是王襄先生后来有了关于甲骨文发现的记述，也是自然地讲述自己收藏的经过，并不说自己或谁谁是第一发现者等话。这也可见老一辈学人的治学风采。而后来的所谓第一第二、谁先谁后的争论，恐怕均非第一代甲骨学家的本意。

　　从现有甲骨文发现的早期文字资料来看，京津两地的情况略有不同，天津的学者知道北京的情况，即王襄、孟广慧购余之甲骨被卖到北京王懿荣处；而北京学者则未必知道天津的情况，所以北京学人的早期记述中绝口不提天津之事，致使世人只知北京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而对天津学者的事功知之甚少。这是两种说法都没有注意到的一点，也是没有交代清楚的关键所在。

　　实际上，王懿荣、王襄、孟广慧虽然暌隔京津，但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尤其是作为晚辈的王襄、孟广慧对王懿荣非常尊敬。

　　如前所述，甲骨出现在天津时，孟广慧经济拮据，限于财力，未能购买到那片著名的“半龟腹甲”，古董商拿到北京卖给了王懿荣。孟广慧对这片甲骨十分钟情，不能忘怀。为此，他特请王懿荣次子、当时任天津候补道员的举人王崇烈（字翰甫、汉辅）写信介绍，于1899年初冬专程赴京拜访王懿荣，得到王的热情接待，孟在王处见到这片“半龟腹甲”。

　　王襄青年时期就喜爱收藏，原有室号“符斋”，后来因为获藏王懿荣旧藏白旅簠，故改号为“簠室”。同时，王襄也和在津生活的王崇烈交往甚密，时时切磋，交换甲骨学研究的看法，并以兄弟相称。

　　比如1918年7月，王襄将《簠室殷契类纂》初稿送王崇烈教正。王崇烈阅后题字：“古人多有自为著述，且见某人撰述与己所见同，且高于己，即置笔而让之，或襄助赞补。余今于治殷文字之学，见纶阁二弟此著，其有同情乎？西人古之学者亦多此恉。余为此学二年，实不逮我纶阁之精且细，今而后将以余之一得附于此书，亦涓埃之益，则吾昆弟二人可成此业，不但为余二人之幸，亦上古文字之幸也。当共勉之。戊午六月，福山王崇烈展阅并记。”

　　9月，王襄见王崇烈所藏《殷虚书契待问编》（罗振玉编），后者自作释文，遂借归拜读抄录，并题词曰：“余集贞卜文字书成，阅汉辅兄治斯学有年，因就正之，冀有所理董也。出其所释《殷虚书契待问编》各文授襄，噫！汉辅兄于此学致力深矣。录副于册，以原书归之。戊午八月，纶阁记。”

　　不仅如此，王襄在自己的文集中多次提到王懿荣，或为李鹤年搜求的王懿荣旧藏甲骨拓本作序言，如《题王廉生所藏甲骨文拓》（上图）：“王廉生所藏甲骨文，后归刘铁云。其拓本在昔难遇，今日尤难求。鹤年勤于搜访，得此百余种，皆未经著录之品。可谓物聚所好矣。”或题跋其信札书法册页，如题《王莲生书牍册》：“此册为王莲生致同乡尹慈经之函件，内多言古物之事。昔其子汉辅言公于通候信札认真，不信手涂抹。当时盛伯兮、黄仲弢两先生尝谓，公之信札及团折扇，为专门名家。册中书不成字一言，可见公之经意。公殉庚子之难。兹将庚子辛亥忠烈像赞所书小传，附录于后。”或尊崇其气节道德与金石学问，如《庚子辛亥忠烈像赞》，限于篇幅，此略不录。

　　凡此种种，我们从中正可见在甲骨学史初期，京津两地早期甲骨学家之间惺惺相惜、敬佩对方道德学问的古人之风。如今，推究甲骨文发现者究竟是谁，从而形成的两说并立局面，似乎成了甲骨学研究上的难题。这恐非两个王家人当初所愿意看到的结果。

　　其实对于甲骨文发现的这两种主要说法，也许并不矛盾。我们完全没有理由怀疑早期学者的道德文章以及对学术事业的真诚，因此他们遗留下来的关于甲骨文发现的有限记载，已经成为无可置疑的珍贵资料。他们之间的记述之所以会有相互抵牾或颇不相能的地方，很可能是限于当时他们所掌握的材料不足或者信息的不够灵通。我们如果综合这些材料进行研究，用来复原甲骨文发现过程和早期甲骨学史，相信将会得出一个较为全面和真实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