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古文化街戏楼广场的一角，温兆国的摊位不大却格外醒目。一把剪刀、一把梳子、两个拨子，几团色彩鲜艳的面，在他指尖翻飞，不多时，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便跃然而出。温兆国用近四十年的坚守，诠释着“择一事、终一生”的精神。近日，“温派面塑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温兆国接受了采访，讲述了温派面塑的百年传承与他的故事。
背着箱子走南闯北
记者：您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一行？老一辈人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温兆国：这个说来话长了。要说接触面塑，得从六岁算起。那时候看我父亲和我爷爷捏面人，条件差，吃饭都费劲，面粉都买不着。他们只能到食堂或者小卖部花重金买面粉，拿开水烫了以后上锅蒸，蒸完再上各种颜色。我那时候小，只有六七岁，特别好奇，就偷面、抓面，拿面捏各种小东西，觉得特别好玩。那时候面紧张，我父亲把面锁在工具箱里，不让我们碰。我母亲有时候趁他不在家，拿钥匙打开工具箱，给我们几个小孩儿一人分一点儿。就打那时候起，我对这个面塑特别好奇。
说起来，我们这门手艺的源头，得从我曾祖父那辈算起。他是唱京剧的，在山东滨州当地的京剧戏班。他到处去演出，碰到面塑艺人，结交了好多朋友。菏泽是近代面塑艺术的重要发源地之一，那些菏泽的老师、济南的老师，都请到我们家做客，曾祖父就想跟人学。可人家说，这手艺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好说歹说，人家就大概其把配料的方子透露了一点，我曾祖父学了一天，老师们也没深教就走了。后来曾祖父自己研究，但那时候条件不好，干了几年也不干了。
再往后，我爷爷在当地开了一个大车店，就是现在的旅馆。那些路过捏面人的师傅住在我们家，我爷爷就给人免租金、免住宿，套近乎，慢慢也跟着学。手艺最后传到我父亲这里，父亲干了一辈子，手不能动了才不捏了。
记者：您正式入行是什么时候？
温兆国：我十七周岁正式步入面塑行业，跟着我父亲走南闯北。那时候边上学边学手艺，高中毕业就专心干这个了。我父亲那一辈人有个固执的看法，孩子必须得学会一门技艺，以后才能有饭吃，能养家糊口。那时候做面塑就是为了谋生。2000年我加入了天津民间文艺家协会，经常和这些老艺人一起交流，观念就变了。我就开始对外授课、收学生了，男女不限。
记者：您早年背着箱子走街串巷，那段经历一定很难忘吧？
温兆国：1987年“五一”，我父亲去塘沽没回来，我先到我哥哥家。正好赶上他休班，说“不要紧，我跟你去”，我们哥儿俩就背着箱子去了佟楼。在那干了一天，第一天卖了十六块钱。那时候面人才卖一毛、两毛钱一个，这个收入已经算不错了。我哥哥跟我一起干了三天。
过完“五一”，我父亲回来了，领着我去咸水沽摆摊。他捏面人，我在旁边看，干了五天，又转到葛沽。到了葛沽，他问我：“能不能自己出摊？”我说能。打那以后，我就背着箱子自己走村串户去捏面人。头一天卖了两块四毛钱。就这么着，干几天歇几天，一年一年地把手艺练出来了。
学艺第二年，我父亲生病回了老家。我就自己骑着自行车，在附近赶庙会、赶灯会，一个人打拼。后来越跑越远，在外头跑了十三年，北京、辽宁、内蒙古、广州，哪儿都去过。那时候出门一待就是一两个月，回家歇几天又上路了。
记者：2000年您加入民俗表演队，从流动小贩变成古文化街的民俗艺人。这个转变对您意味着什么？
温兆国：这个转变太大了。原来单打独斗，你不管去哪儿，全是一个人，就和一根柱子似的，永远亮不起来。参加民俗表演队，就把这些民俗手艺都串联到一块了，和一条项链似的，穿到一块，凝聚成一个队伍，就能整个亮起来。亮起来以后，全国各地的游客、公司邀请我们去表演，有个团队，最起码有说服力。画糖、吹糖人、捏面人，都能体现咱们中国古老的民间艺术。
2000年3月我来到古文化街，后来有些剧组也上这找演员。2004年我参演了《范府大院》，孙红雷领衔主演的，在武清的影视基地拍了几天。拍《白银帝国》的时候，剧组在鼓楼商业街取景，我在里面演民间艺人。我穿上古装，把头发剃了，戴上帽子，现场捏面人。后来我还参演了《杨光的快乐生活》等。
这些经历对我创作影响太大了。做面塑离不了历史故事、传统服装、人物造型，做什么作品必须先了解人物的历史背景、造型、年代、心情，高兴的时候、威武的时候什么样，都得体现出来。
记者：您认为最能体现温派面塑独特风格的是哪几种？比较难的是什么？
温兆国：温派面塑讲究“一印二捏三镶四滚”，还有揉、捏、揪、挑、压等十余种手法。面塑的特点是体积小好携带，色彩鲜艳，每个人物能体现故事当中人物的表现力。我们温派面塑的特色主要就是写实，用写实手法塑造每个人物的神态和样貌。
塑像最考验功力。您就坐在这儿，我用二十分钟到一个小时就能塑出来，旁人一眼就能认出是谁——这才是最难的。塑像千变万化，每个人的脸都不一样。比如小孩，五岁以下的，捏的时候面部比例都得按“对半”来。几个月大的小娃娃，鼻梁稍微隆起一点，脸盘该圆的圆、该瘦的瘦，味道就出来了。老人就得严格按三庭五眼的比例来。一个人一个模样，分寸太难拿捏了。
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期间，市里有关部门找到我，说有个塑像任务，当时只给了四五张照片，让我照着捏。开幕那天到了现场，一看安保和警戒那么严，我才感觉到这个人物不一般。一问，原来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塑像完成后，旁边的安保人员看了都连连说“太像了”。作为一名非遗传承人，能用自己的面塑技艺为峰会出一份力，我心里特别自豪。
让老祖宗的手艺传下去
记者：谈谈您的代表作吧。
温兆国：要说代表作，《杨门女将》算一套。2001年，这套作品被收入了《首届中华民间艺术精品博览会精品集》。我从小爱听评书，刘兰芳的《杨家将》《岳飞传》听得入迷，特别向往那些忠勇的英雄人物。十一二岁的时候我就想，什么时候能亲手捏出一整套杨门女将来，那该多带劲。
真正动手是在1998年，我跑到东北角书店，一本一本地翻画册、找图片，把杨门女将里的人物挨个认了个遍——谁是谁、什么身份、什么扮相，都摸清楚了，才敢下手。最难的是佘太君。那时候我手艺还没到火候，也没正经练过塑像，光佘太君这一张脸，就捏了三天才满意。整套作品前前后后做了不到两个月。拿去参加首届中华民间艺术精品博览会，拿了个创作奖。这一下，我对面塑的劲头就更足了，也真正迷上了创作这回事。
前年，天津非遗保护协会通知我参加龙年市集拍摄活动。我想，面向全国的非遗同仁，应当拿出一件有分量的作品。于是专门创作了《穆桂英》，高25厘米，历时七天完成。这件作品在手法、造型、神态上我都比较满意，较之以往的作品有所提升。
记者：这些年来市场发生了哪些变化？面对不同的消费者，您如何适应？
温兆国：变化太大了。最早是家长领着孩子，要个孙悟空、猪八戒，现在都是各种卡通人物，拿着手机图片问“能给我捏这个吗”。外国朋友基本还是喜欢中国的东西，他们更喜欢京剧脸谱，或者中外结合的卡通人物。
记者：您在非遗传承上做过哪些工作？
温兆国：这些年我一直在带徒弟、教学生，前前后后加起来有四十多个了。学校这边，2016年先去的汾水道小学，后来还有几所小学也都请我去过。2018年开始在河北区第二实验小学教课，一直教到现在，没断过。除了小学，各个社区、天津科技大学这些地方，我也常去做活动、讲课。
我还去过德国、法国、韩国等国家参加文化交流活动，外国人对中国传统的东西非常感兴趣，他们觉得不可思议。去年，天津市非遗保护协会组织非遗传承人参加了达沃斯论坛的相关活动，数百位外国友人对天津非遗项目表现出浓厚兴趣，纷纷驻足赞叹。从一名普通的民间艺人，到登上达沃斯论坛这样的国际舞台，我内心感到十分欣慰和自豪。
记者：现在传承面临哪些困境？
温兆国：我身边有一位做面点的学生，在酒店从事面食制作。他跟我学面塑已有两三年，平日工作繁忙，只能趁歇班时来我这里录像，回去后自己反复琢磨，常常练到凌晨一两点。这份认真劲儿，在我教过的学生中不多见。这个学生专门做面点，一心想把面人融入面点制作中去，让传统技艺在日常饮食中活起来。这样的年轻人，让我看到了传承的希望。
年轻人学面塑，难在哪儿？难在功夫。面塑一两年出不了徒，基本得三年。面塑可以应用在面花、面馍、蛋糕、披萨、饼干上，范围广、技巧杂，造型分为人物、传统、卡通等，门类繁多。干面塑这行没有一年半载挣不来钱，况且还得和面、蒸面、醒面、兑颜料，工序繁复。
眼下，面塑这门手艺确实面临传承困境。全国各地跑下来，坚持做的人越来越少。上海有位六十多岁的老艺人还在摆摊，北京大栅栏也有一位面塑艺人守着铺子，但除此之外，能常年出摊捏面人的，确实不多了。但正因为少，才更显珍贵。我相信，只要还有人愿意学、愿意守，这门老祖宗留下的手艺就不会断。
记者：您对未来有什么期待？
温兆国：这一行我干了近四十年，没干过别的。从小爱好这一行，一心扎进来，就想把它做好。每个匠人都有每个人的个性，没有个性，事业完成不了。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三天两头改行，什么也干不成。未来，我希望温派面塑多收点学生和徒弟，把这门手艺传下去。让年轻人、小学生都了解面塑，不一定学，但最起码知道有这门手艺。让更多人了解温派面塑，让它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