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与天津关系至为密切，他的一生（1854—1921）在天津的时间有四段：第一段（1876年8月—10月），因李鸿章奏请，随舰队北上的严复等四人留在北洋当差，时间约两个月；第二段（1880年8月—1900年7月），供职北洋水师学堂，历任总教习、会办、总办；第三段（1901年5月—1904年4月），严复应张翼邀请，出任开平矿务有限公司华部（设于天津）总办；第四段（1908年8月—11月），严复应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杨士骧之邀，聘为北洋新政顾问官，约三个月。民国初年，特别是1916年以后，严复离开政界后，和家属常来天津小住。天津是严复居住时间最长的城市。1908年，严复曾写信给夫人朱明丽称：“吾系三十年老天津。”吐露他与天津的关系时长累计在三十年以上，可见严复与天津关系之深。

　　张绍祖在《严复在津活动遗址》一文中开列了20处遗址，包括：北洋水师学堂、大狮子胡同故居、天津俄文馆、《国闻报》社址、大沽口、海大道德源里故居、开平矿务局监督张翼宅邸、开平矿务局、直隶学务公所遗址、北洋女子公学、李公祠、孙家花园、大王庙孙家旧屋、北洋客籍学堂、德义楼、长发旅社、芙蓉馆、裕中洋客店、天津嘉井处、朱明丽夫人居津地。由此可见严复在津活动范围之广。

　　2025年，笔者所著《严复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首版）经过大量增订完善，时隔三十余年，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增订本”，是该社继《严复全集》（23卷本）之后，“严复系列”出版版图的又一延伸。其实在我的这本严复传记之前，天教社还曾在“阅读天津”丛书第二辑“群星”系列中，出版了一本角度独到的“严复小传”——北京大学赵白生教授创作的《严复：难为世界人》。

　　约请赵白生教授来为严复作传，这是一个合适的选择。赵先生是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传记研究，对传记的写作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有此写作传记的机会，可以实践他的传记理念。赵先生还是北大外国语学院教授，对英美文学、翻译文学有过长期的教学经验。严复是翻译家，且是英译中的翻译家，又在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工作过，由赵先生来写严复的传记，比起非外语专业的学人、非北大的学者，他与传主更有亲近感、更能产生心灵上的感应和共鸣。赵先生走遍世界，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的丰富经验。严复是走向西方、走向世界最早一批中国学人中的一员，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是中国近代“西学第一人”，他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赵先生研究严复，以一个21世纪的跨文化人身份，与一个19世纪走向世界的先贤展开对话——跨越时空，可以透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恒在与演进。赵先生撰写严复传记，可以说是为严复研究增添了新的生力军。

　　将这本《严复：难为世界人》完整读过，我感觉赵先生着实下了大气力——不仅表现在他阅读了《严复全集》，而且注意吸收现有的严复研究成果；在完成这些基础性的准备工作后，他按照自己的传记理念，设计了一套别具一格、独出心裁、不同于此前任何一部严复传记的写作思路。

　　赵著《严复：难为世界人》，可以用三句话来形容：

　　传记笔法、文字脱俗；画龙点睛、征引得当；见解独特，分享心得。

　　这部篇幅不大的传记，放弃了平铺直叙生平事迹，而是抓住最能反映严复精神风貌和思想个性的某些方面，如严复自传、严复在天津、严复的翻译成就、严复的启蒙思想、严复的教育思想等，来表现传主的思想与个性。可谓剪裁得当、有血有肉、伸缩自如，读来饶有兴趣，引人入胜。

　　以我对严复之习得，略举赵传之独具卓识。

　　严复的历史地位来自他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严复是翻译家，他翻译的西方系列著作，使其暴得大名。这些著作向国人推出了一个不同于中学的西方社会科学世界。严复翻译的目的是思想启蒙，实际上他是最先发出维新变革呼声的思想家——1895年2月至5月，他在天津《直报》上接连发表五篇政论文章，最先发出维新变法的呼吁。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严复不是一个没有缺点、没有问题的人。他有吸食鸦片的不良嗜好，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严复升迁不利、不得重用的个人原因。严复与袁世凯关系密切，早在天津时两人即相识，1909年袁世凯被清廷开缺回河南老家，严复为之鸣不平，感叹清廷心胸狭窄，认为“世凯之才，一时无两”“此人国之栋梁，奈何置之闲散”，因此更得袁的信任。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被清廷起用重新出山后，严复即被其派往南方斡旋。1912年，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即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作为回报。以后，严复任总统府顾问，在欧战期间为袁编译《居仁日览》。严复被列名为筹安会虽非其所愿，但也不是偶然。他在清末有君主立宪的思想基础，在民初有主张开明专制的思想倾向。当然，严复晚年对袁的才能也有他个人的看法，认为袁不过是“一督之才”，对袁复辟帝制没有信心，所以他借病推辞、不愿出面。

　　严复的职业是海军，他的这一身份常被人们忽略，故他的军事思想较少被论者关注。严复生活的年代正是帝国主义时代，战事频仍，一般的文人士大夫谈兵议战，因缺乏实战经验，书生意气、慷慨激昂，并无多少实用价值。严复作为职业军人，对战争有着特殊的敏感性，他纵横捭阖、视野宏阔，对战争内外、军事与政治、军事与国力的关系都有相当的观照，他的此类论述，在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上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

　　严复履职北洋水师学堂，经历了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法战争马尾海战福建水师遭受重挫，中日甲午战争黄海战役、威海卫战役北洋水师全军覆没，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天津时摧毁北洋水师学堂设施，这些都给清朝海军以毁灭性打击，也对严复的心灵造成重创。1910年冬，清廷成立海军部，严复被授以“协都统”职衔；1911年又被授海军第一等参谋官。严复逝世后，陈宝琛作《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载《学衡》第20期，1923年8月），称赞严复“六十年来治西学者，无其比也”“而其战术、炮台、建筑诸学，则反而为文学掩矣”，有意提醒人们严复的海军职业身份。

　　近代战争激发了中国人的思想，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尚武观念兴起。近代中国的战争论述是近代思想最具时代意义和学术价值的组成部分。严复的军事思想包括：战争论，军事教育（海军教育），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战争文明论。近代战争有内战与外战之分。近代以来流行的《曾胡治兵语录》是内战论，而严复的战争论是外战论，包括对近代战争的一体化思考、近代战争的性质、战争与文明关系的论述，等等。

　　欧战将国人的视野带向世界，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中国新思想界重思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欧战时中国思想界出现了新的分化：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和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为代表的《新青年》派展开论争。欧战是中国调整与世界（西方）关系的契机，也是中西关系的一个拐点，战后中国获取战胜国的资格，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严复对欧战的观察和他推动中国参战的主张，颇有思想价值；他对欧战的论述颇具近代意义，具有通透的世界视野和文明比较。如果没有实战经验，没有对近代战争技艺的了解，仅凭感觉纸上谈兵，就不会有多少实用价值。

　　严复的晚年思想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民国成立后，严复受到袁世凯的重用，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总统府顾问、参政院参政等职，受所任职务和历史关系的限制，其晚年在政治立场上明显站在袁世凯和北洋政府一边，与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相对立，在思想上呈现出保守的一面。与此相适应，在中西文化观方面，严复亦别树一帜，提出诸多与国民党、共和党，甚至新兴的新文化运动不同的思想主张，其保守性表露无遗。严复大力倡导发扬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传统，赞成康有为提出的立孔教为国教之说；批判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思想，明显表达了对法国式的革命思想和民主传统的排斥，这既与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构成对立，也与梁启超为代表的共和党人呈现异趣。严复对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新进展，如在欧洲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的俄罗斯革命、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等，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反对甚至非议态度。目睹欧战惨状，严复悲叹：“欧逻巴之战，仅三年矣，种民肝脑涂地，身葬海鱼以亿兆计，而犹未已。横暴残酷，于古无闻。”他对西方文明的理想之梦也随之破灭，“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

　　严复晚年的思想在现实社会并无影响。他去世后，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刊物《学衡》将他与学生熊纯如的来往通信悉数刊出，表达了对严复晚年思想遗产的珍视，严复思想的两面性由此得以展开：其早年的西学思想成为中国社会改革力量的思想武器，其晚年思想遂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渊源。严复思想前后的歧异、反常现象，给后人留下了一长串疑问，引起学界连绵不绝的反思。

　　这是一本精悍而可读的传记，能在短小有限的篇幅内，做到有序梳理而生疑，有疑而生发思考，思考而深入浅出地为读者道出、讲明——正是赵白生教授这部独特的严复小传的功力和魅力。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