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中旬的一个上午，天津交响乐团排练厅里来了十几位特殊的乐迷。这是天津交响乐团的“乐迷开放日”活动，十几位抢到旁听名额的乐迷，静静聆听李飚执棒排练即将亮相天津音乐节的曲目。

　　一周后，记者再次见到李飚。他坦言，2017年第一次来天津演出时，没想过会与这座城市结下如此深厚的缘分。这些年，在一场又一场的排练、演出中，天津成了他投入精力最多的地方之一，他与这座城市彼此滋养，相互成就。

　　记者在采访中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细节：李飚执棒天津交响乐团排练时，台上的打击乐手们总是格外紧张，神情专注得近乎紧绷。当被问及此事，李飚笑着证实了记者的猜想：“恐怕交响乐团的打击乐手遇到我来指挥都会紧张吧。当初听说我要来天津交响乐团，团里的打击乐手私下都开玩笑说，‘咱们的好日子到头了。’”话音落下，他自己也笑了。从掌控自己的节奏，到引领一群人的和声，李飚完成的，不只是身份的跨越，更是艺术格局的升华。

　　自五岁起学打击乐

　　渴望站在舞台中心

　　20世纪70年代初，南京小红花艺术团是全国闻名的少儿艺术团体。五岁的李飚被父母送到那里学舞蹈，但因身材条件欠佳，“改行”拿起鼓槌，学打击乐。1982年，李飚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那个年代，打击乐是我们所有专业里最落后的，每年招收的打击乐学生只有个位数，上课时一没乐器，二没乐谱。”李飚回忆，那时谱子靠家长手抄，一抄就是几百页；乐器更稀缺，全校只有几件军鼓、木琴。

　　但李飚又是幸运的。他入学不久，法国打击乐演奏家西尔维奥·加尔达到中央音乐学院讲学、开音乐会。“那场音乐会把我们的视野全打开了，让我意识到，原来打击乐可以站在舞台最前方，成为独奏的主角。”李飚说。

　　1988年，李飚作为公派留学生赴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打击乐。头两年，他把时间全部投入到基本功训练上，之后的五年，除了继续完成学业，他还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各种音乐养分。他至今仍记得一个细节：“柴可夫斯基音乐厅离我们练习的琴房不远，我每天晚上都去蹭演出看。看门的老太太都认识我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让我进去。”

　　多年后，当李飚站在指挥台上，这段留学经历的价值终于显现。“我指挥时大脑回想起的很多音乐，都是在莫斯科那几年听过的。”他说。那些年积累的，不只是一首首曲目，更是一个演奏家的素养。

　　留学期间，李飚在一场打击乐大赛中获得银奖，得到赴德国演出的机会。在德国，他的表演打动了台下一位年迈的女士。“她主动来找我，邀请我到慕尼黑音乐和戏剧学院深造。我负担不起学费，只能婉拒。尽管如此，她还是记下了我在莫斯科的联系方式。”李飚回忆说，“这是那次演出中的一个小插曲，我并没在意。没想到几个月后，一个包裹寄到宿舍，打开后发现，我获得了DAAD（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的全额奖学金！我感觉自己真的被天上掉的馅饼砸中了。”

　　到德国之后李飚才知道，邀请自己的那位女士，是时任德国外交部长的秘书，她为李飚写了奖学金的推荐信。不久后，李飚考入维尔茨堡爱乐乐团。对一名留学生来说，这是相当安稳的“铁饭碗”，但他仍不甘心：“我渴望能像西尔维奥·加尔达那样，站在舞台的中心。”

　　2005年，“李飚打击乐团”成立，团员都是他在慕尼黑音乐和戏剧学院的同学。创业的艰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有一次，他们要去1000公里以外的城市演出，报酬只够路费。他们自己开车，拉着各种乐器到达现场。卸车、装台都是自己来，场地管理人员见他们忙前忙后，便问：“乐团什么时候到？”李飚指指干活的众人：“我们就是。”

　　音乐厅不愿意接打击乐专场演出，担心票卖不出去，李飚只能带着乐团在德国各地游走，寻找可能出现的舞台。也是在这样的境遇里，他同时做了另一件事——组织他在中国国内的学生，成立了一支青年打击乐团，利用假期到全国各地做普及演出。“一个以演出为主，一个以普及为主。两个乐团，两个目的，但都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打击乐。”李飚解释道。

　　如今，一切都不一样了。“我们刚在德国汉堡易北爱乐音乐厅举办了打击乐专场演出，两千多张票全部售完。”李飚说，打击乐是所有乐器中发展最快的，“以前没有人相信打击乐能撑起一整场音乐会，现在它已经是最受欢迎的音乐会形式之一了。”

　　把近百种不同声音

　　凝聚成和谐的整体

　　转型指挥，李飚并非一时兴起。早在莫斯科留学时，就有老师看中他对音乐的感觉，劝他学指挥；后来他以打击乐独奏家的身份与欧洲许多乐团频繁合作，结识了不少指挥家，闲暇时聊起这个话题，前辈们鼓励他：“指挥是一门值得花一辈子去琢磨的学问，既然有兴趣，不妨试试。”

　　2011年，他受邀参加德国的一个大型音乐节，与匈牙利弗朗茨·李斯特室内乐团同台演出。通常，室内乐团不设指挥，但那次乐团挑选了一批难度高又相对冷门的现代作品，实在无法脱离指挥。主办方临时想到了李飚。“我与这支室内乐团是老搭档，曾合作过多场演出，彼此熟悉，也有足够的默契。”李飚说。就这样，他站上指挥台，连续指挥了六场表演。也正是这次意料之外的登台，让他萌生了成为一名指挥的想法。

　　转型指挥的路上，李飚得到了克里斯托夫·艾森巴赫、劳伦斯·福斯特等大师的指点。他没有从指挥系一步步走过来，而是以打击乐独奏家的身份，在演出中积累经验。

　　初期，他合作的几乎全是德国一流乐团，一年之内指挥了二三十场音乐会。这样的经历让很多专业指挥羡慕，他也不否认自己的幸运，“从当年成为公派打击乐留学生，到在德国遇到那位好心的女士为我写推荐信，再到转型指挥时有机会与这么多顶尖乐团合作，我走的每一步都极其幸运。我非常感恩。”但他心里清楚，幸运从来不是凭空降临的，机遇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当每一次‘幸运’来敲门，我都恰好做好了准备。‘做好准备’这件事，不是运气，而是我用汗水和努力换来的。”

　　这些年在舞台上摸爬滚打积累的经验和判断力，让李飚对指挥这门艺术有了独到的见解。在他看来，指挥像一位医生——乐团来“就诊”，他要在短时间内判断出问题所在，给出准确的“药方”。指挥的核心从不是指挥棒的动作，而是对音乐的判断力、对乐队的领导力、对作品的洞察力。

　　视角的转变是彻底的。独奏者背对乐队，指挥面对乐队、背对观众，这不仅是位置的变换，更是思维方式的重塑。李飚不止一次地表示：打击乐再丰富，终究是一个人的表达；而交响乐团集合弦乐、木管、铜管、打击乐以及钢琴、竖琴，是世界上音色最庞大、层次最丰富的“乐器”。做指挥，意味着不再只盯着自己的节奏，而是学着如何把近百种不同的声音凝聚成和谐的整体。

　　李飚作为指挥的独特优势，恰恰来自老本行打击乐。打击乐演奏家转型指挥，在乐坛并不罕见，比如柏林爱乐乐团首席指挥西蒙·拉特尔就曾是打击乐手。原因很简单：打击乐手是乐队节奏的“定海神针”，对速度、节拍的敏感度远超其他声部。更重要的是，打击乐声部身处乐队最后排，这个位置，让他能听到所有声部的声音，培养了“听总谱”的全局观。

　　李飚对此深有体会。做乐手时，每场演出都要带很多乐器，从定音鼓到马林巴，从中国锣到非洲鼓。“不是为了让观众觉得热闹，而是希望把最丰富的音色呈现给大家。”这种对音色的追求，让他对每一种乐器的声音都有近乎偏执的敏感。转型指挥后，他开始研究弦乐的运弓——弓毛的使用量、触弦的位置，都会影响声音的质感。他也开始研究管乐的气息，什么时候该连，什么时候该断，什么时候该留白。他说：“必须熟知每一种乐器最主要的性能，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审美问题。”

　　三年音乐季无重复曲目

　　为天津观众带来新体验

　　2017年，李飚第一次来天津，与天津交响乐团合作排练后，乐手们的风趣豁达，以及发自内心对音乐的热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转眼九年过去，天津成了他投入心血最多的地方。他说：“前阵子我心血来潮，统计自己过去几年演过多少场音乐会，结果，我的最高纪录是一年演出66场，最常到访的城市就是天津。”

　　2025年，天津交响乐团建团四十周年之际，他策划了一场纪念音乐会，邀请首任团长王钧时等老艺术家重返舞台。“老前辈年岁大了，体力有限，难以完成整场演出，所以只合作演绎一首作品。”老艺术家们身着红色T恤，与乐团统一的黑色演出礼服形成对比，李飚说，“这是为了让台下观众一眼认出他们，感受到这支乐团一路走来的接力与延续。一代人打下根基，一代人继续前行，这份坚守与热爱，需要被看见、被记住，这也是我们对前辈最真诚的致敬。”

　　身兼天津交响乐团、天津歌舞剧院的艺术总监，李飚为两家院团分别搭建起独立的音乐季，常年保持密集的演出。“当初来到天津，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三年音乐季不重复任何曲目。我希望能为观众带来更丰富的音乐体验。”他说。

　　今年，天津交响乐团启动柴可夫斯基第一、第二、第三交响曲系列演出，完整演绎这三部作品。李飚说：“很多乐迷熟悉柴可夫斯基后期的经典作品，可对前期这几部佳作了解不多。希望通过我们的呈现，能让更多人爱上古典音乐。”他还透露了一个更大的计划，“下一步，我们打算在三天内集中上演贝多芬九部交响曲。这样的安排对我们所有人都是挑战，但为了乐团进步、为了回馈听众，再严苛的要求也值得坚持。”

　　李飚希望为天津留下专属的音乐印记。“天津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又有开埠以来积淀的洋气与包容，因此，我希望外界提起天津时，想到的不只是相声和小吃。”他认为，天津理应拥有大气、多元的原创交响作品。为此，他持续推动本土题材的委约创作，用交响乐讲述天津故事。几年来，叶小纲的《天津组曲》问世，刘卓夫为天津籍二胡演奏家宋飞量身打造的《京津冀风华颂》上演，邹野的《向海—天津》、苏潇的《天津四季》、刘隽皓的《海河狂想曲》等作品也相继呈现于舞台上。

　　让李飚最在意的，不是音乐会的成败，而是听众的成长。“现在我们每场音乐会都有近千名观众到场，遇到像柴可夫斯基前三部交响曲这样难得上演的曲目，真的会一票难求。这说明我们天津的观众已经具有了相当高的欣赏水平和音乐素养。”他说，假如有一天自己不在天津工作了，可能留下的最宝贵财富，就是培养了一大批古典音乐爱好者。“这是最让我自豪的事。”

　　对话李飚

　　先成为懂生活的人

　　再做有温度的音乐

　　记者：您说过一个有意思的观点，指挥家需要“90%的废话和10%的音乐”，这句话怎么理解？

　　李飚：这话不是我原创的，是圈子里的一句老话，但我越来越觉得它说得准。排练的时候，指挥不可能从头到尾只讲音乐本身，要沟通，要调动情绪，有时候讲个小故事，有时候打个比方，有时候甚至要开个玩笑，让乐队放松下来。如果能在那90%的“废话”里，让乐队吸收到20%有用的信息，这场排练就成功了。所以指挥不能只懂音乐，还要懂得怎么跟人打交道。

　　记者：您对现在的“快餐文化”，比如短视频里的音乐，怎么看？

　　李飚：音乐变得太容易获得的时候，它作为艺术的分量自然会打折扣。一部交响乐，作曲家可能需要半年、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去精雕细琢，不能坐在电脑前，一晚上生成十首作品。快餐文化有它存在的道理，它轻便、快速，但如果一个人一年到头顿顿吃快餐，他的身体会变成什么样？精神食粮也是类似道理。我并不悲观，只是有一点担忧——担心年轻人慢慢失去面对一部复杂作品时所需要的耐心。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走进音乐厅，在现场用心灵去感受音乐的魅力。

　　记者：您反复强调“坚持”，特别是在天津工作的日子，为什么对这个词格外看重？

　　李飚：因为文化事业最怕“一阵风”。我在天津同时负责两个院团——天津交响乐团和天津歌舞剧院，各自有一个独立的音乐季，一年几十场音乐会，这在国内外都很少见。我坚持这样做，是因为我相信：一座城市的文化气质，不是靠一两次轰轰烈烈的活动就能建起来的。有些地方，今年热热闹闹办一个节，明年悄无声息就停了。观众刚培养起一点习惯，刚有了期待，结果一下子断了，之前的积累几乎白费。所以我在天津一直坚持，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两个音乐季的固定场次不能断，品质不能降。这既是对观众的承诺，也是对这座城市文化的一份责任。

　　记者：您身兼中央音乐学院和德国柏林汉斯·艾斯勒音乐学院教授，在迥异的教学体系之间，秉持着同一个准则——先成人，再成为音乐家。尤其关注学生是否懂生活。能否具体谈一谈这种理念是怎么形成的？

　　李飚：有些学生技术非常好，但听他的演奏，总觉得缺了点什么。缺什么呢？缺的是一个人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如果你不去和朋友聊天，不去为某件事情高兴或难过，你就没有东西可以放到音乐里。所以我经常对学生说，先好好生活，看看书，看看电影，听听流行音乐、摇滚乐，如果你觉得那些东西能打动你，为什么要拒绝呢？先成为一个正常、完整、会生活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有温度、有表达能力的音乐家。中国学生天赋好、技术强，但很多人是在竞赛式的环境里长大的。我在两个学院的教学中，很大一部分精力都用来做同一件事，就是帮助学生把那层“竞技的壳”剥掉，找回那份最初的、单纯的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