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区广场唱到央视春晚，从评剧、中阮到电子乐，河北区文化馆干部、新国潮乐队“乐兽森林”主理人桑田用他独有的“混搭”方式，唱出了自己的音乐人生。他说：“好音乐不是关在屋里写出来的，是在一次次演出、一阵阵掌声中生长出来的。”

　　生在评剧团

　　爱上摇滚乐

　　我出生在一个戏曲之家：妈妈是评剧演员，在剧团唱主角；爸爸是乐师，弹得一手好琵琶。妈妈怀我六个月时还在台上唱戏。他们每年要演百余场，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把我带在身边。所以从记事起，我便跟着他们坐上大篷车，在天津周边的乡镇辗转颠簸。

　　那时剧团的演出条件，搁现在想都不敢想。一辆大卡车装着拆散的木板，到地方后临时拼出一个舞台。我爸爸和团里的男同事一起，往地里钉橛子，撑幕布，架灯光。这些活儿又危险又累，可大伙儿一块出力流汗，干完了锣鼓一响，开戏，看见台下乡亲们坐得满满当当，多累都忘了。

　　我爸妈那一代人，身上有种特别可贵的东西，吃苦耐劳，骨子里透着乐观，再糟心的事到他们那儿都不算什么，也让我觉得，只要爸妈在，天塌下来也不怕。

　　我印象最深的是冬天唱戏，露天的场子，西北风刮得幕布哗哗作响，灯光架子东倒西歪，可演员照唱，观众照看。最怕的是下雨，雨点子一落，大伙儿就得赶紧拿油毡布把音响盖上，浇坏了麻烦就大了。

　　剧团的库房是我的游乐场，刀枪棍棒、锣鼓镲片，陪伴我度过了整个童年，我也跟着爸爸学会了弹琵琶、弹中阮，吹笛子、吹箫。而真正对音乐产生不一样的感觉，是在我十岁那年，一部美国电影里的摇滚乐，像一道闪电击中了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我疯狂地迷上吉他，没日没夜地练琴，手指头磨出了厚厚的茧子。爸妈不太想让我走这条路，他们是苦过来的，觉得干这行养不了家，想让我好好念书。但我放不下。有一回妈妈催我写作业，我说肚子疼去趟卫生间，抱着琴躲进去，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他们见我这么执着，也就不再阻拦我了。

　　大学时，我学的是作曲专业，但一门心思往北京跑，想当歌手、当明星。最幸运的是认识了常石磊老师，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制作人。当时老师们正在为林忆莲等歌手制作专辑，我在那儿当助理，学到了很多东西。不巧的是，我爸爸病倒了，需要人照顾，我义无反顾回了天津。

　　我毕业时，赶上河北区文化馆招聘，爸爸建议我报考。虽然考试、入职都很顺利，但那时我的心还没有安定下来，满脑子想的还是外面的世界，不愿意被一个单位拴住。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才让我渐渐爱上了这个职业，找到了存在的意义。

　　扎根群众文化

　　组建国潮乐队

　　“群众文化”这个词，我从小听我妈说过，可从没想过自己会做这件事，因为我觉得音乐就该市场化，出专辑、开演唱会、上综艺节目，那才叫搞音乐。来到文化馆之后，我接触到截然不同的概念：演出场地不是体育馆、剧场，而是社区广场、河边公园、村里的戏台；观众不是买票进场的年轻人，而是推着婴儿车的阿姨、拎着马扎的大爷、放学路过的小学生。

　　说实话，一开始我觉得落差很大，可奇怪的是，我的状态来得特别快。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跟着爸妈演出的记忆太牢固了吧，那些露天的场子、围坐的乡亲、演完了还舍不得走的观众，和我现在的工作场景简直如出一辙。

　　文化馆的同事都是多面手，作曲、演唱、演奏、调音、跳舞各司其职。我刚来时，单位里有一个五十多人的大型民族乐队，其中不少人是歌舞剧院的退休乐手；还有一个十几人的小型民族乐队。记得我们去莫斯科演出，我尝试着把现代音乐的编曲和民乐结合起来，排练了意大利小提琴名曲《查尔达什舞曲》、阿根廷作曲家皮亚佐拉的《自由探戈》等曲目。现在回过头看，那些尝试就是在为国潮音乐打基础。

　　我常把作曲比作炒菜。文化馆的工作就像守着一个大灶台，食材特别丰富，评剧、民乐、电子乐、摇滚，什么都有，只要炖的时间够久，作料放得对，它一定会好吃。老百姓的口味就是标准，大家爱听热闹的，咱们就不能弄得太冷清。

　　2022年，我和几个朋友组建了国潮乐队“乐兽森林”，“乐”是音乐，“兽”代表原始的生命力，合在一起，就是想让民族音乐回到它最鲜活的样子。这几年总有人问我：你做的音乐到底是民乐还是摇滚？我说：甭管算什么，好听就行！

　　小时候我总觉得吉他比琵琶带劲，外国人的布鲁斯比咱们的戏曲、民乐更过瘾。可后来听得多了、见得多了，才慢慢体会到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压根儿是两个路数，西方讲究和声，中国讲究韵味，各有各的好。举个最典型的例子：琵琶和阮都是那种颗粒感十足的音色，就是“点睛”用的，硬拿它去弹西方音乐的和弦，怎么弄，都不对味儿。

　　我做国潮音乐，从不会拿民乐去“贴”摇滚乐，而是让它们各自发光。二胡适合旋律，琵琶声“跳”，离老远都听得见，就当作“色彩”。中阮是我的“本命”，现在我也与国内一家乐器品牌合作，开发电阮和拾音系统，希望能让这件古老的乐器登上更大的舞台。

　　用音乐表达

　　内心的想法

　　2019年，妈妈过生日，我琢磨着送她一件特别的礼物——给她写首歌。我从小就听评剧《刘巧儿》，妈妈在团里演了一辈子巧儿，家里至今保存着她抱着幼年的我唱“巧儿我采桑叶来养蚕”的视频。我以巧儿的唱腔为基础，写了流行歌曲《巧儿》。里面有一句词：“落满红花到小巷。”我想，巷子口、胡同边，这些不起眼的地方，一样可以开出美丽的花。这也正是巧儿这个人物的基调，家里给她定了娃娃亲，她不愿意，非要嫁给自己喜欢的人，追求自己的幸福。我爸妈那一辈戏曲人也是一样，剧团那么难、那么辛苦，但他们因为热爱，哪儿都没去，就守着那个小小的舞台。

　　妈妈听完这首歌，特别高兴，但也叹了口气说：“你们这代人啊，连天津话都说不利索了，等到你们的下一代，知道评剧的怕是更少了。”当时我就觉得，不能这么放弃，哪怕我写的歌只有一小段评剧的影子，只要多一个人听到，它就没有断。

　　我又写了《三碗不过冈》。这首歌的旋律是为中阮写的，讲武松的故事，其实是在写我和爸爸。爸爸为这个家操劳了一辈子，被生活磨得没了棱角，他总想告诉我：哪条路能走、哪条路走不得，劝我别去招惹山上的老虎。可我觉得，如果连上山的胆量都没有，一辈子也活不出什么名堂。这首歌就是跟父辈对话，你有你的经验，我有我的勇气，谁也说服不了谁，可谁也离不开谁。

　　这些年我去过不少地方采风。去湘西，在苗寨遇到一位卖板栗的婆婆，我问她会唱苗歌吗？旁人告诉我，她年轻时是寨子里唱得最好的。我们就那么站着，我拿中阮，她一边炒栗子一边唱，即兴合作。她的声音特别真，特别亮，没有半点技巧，却一下子触动了我。后来，我把那次经历写进歌里，每多一人聆听，它就多了一分生机。

　　创作《开山》时，我想先把那些条条框框拆了再说。《秋夕》，是有一年中秋回不了家写的，《春游》，是在北辰郊野公园野餐时冒出来的灵感。有几首歌我写了好多年，一直没完成，后来自己编曲、自己录音、自己混音，在工作室一点点打磨，才逐渐成熟。做歌有成本，预算不多就慢慢来，一首一首地试。

　　2026年，我有幸参加了央视春晚歌曲《恭喜恭喜》的演唱。那是一个群体表演节目，对我来说只有短短的一瞬间，可走到这一步用了多久，只有我自己心里最清楚。我参加过《中国唱将》《开门大吉》《开门迎春晚》，跑过不少音乐节，但对我来说，“群众文化”是我的根，扎根社区，深入生活，才能创作出成熟的作品。

　　创作国潮音乐，我有一个小小的领悟——用好方言。方言是底色，没了底色，怎么唱都不对。拿我自己来说，小时候我对天津话和评剧都不以为意，长大后才渐渐明白，是当年自己不解其中味。所以我写旋律时，会本能地让它跟着天津话的声调走。天津的风土人情，刘巧儿的故事，都是我的来处，走出去再回来，才知道自己是谁。我最大的心愿，是把中国民乐带到世界舞台上。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不能光说，得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