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北京出差，与万晓援将军见了几次面。每次见面，他都跟我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的母亲赵政的故事。他母亲赵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授予少校军衔，是军内赫赫有名的医护工作者。同时，母亲还被授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配发天蓝色呢礼服上衣、深蓝色裙装和无檐圆军帽，这种量身定做的军服套装与普通宽大的军衣相比，穿上后会更合身、精神。

　　万晓援将军说，母亲兴奋地跑到照相馆，穿着新军装照了相，然后便将服装存放到箱子里。授衔后，很多人都转业了，但母亲舍不得部队，被调到南京军事学院门诊部当军医。一块儿从上海出来的九名女同学，只有母亲和另一位女同学被授予了少校军衔，还有三人被授予大尉军衔。她们九人当年一起从上海参加革命，但各自的结局却大不相同。

　　母亲是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影响下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从上海跑到苏北参加了新四军。因为她学过医，便被分配到新四军一师一旅卫生部。抗日战争时期，她参加了苏北苏中根据地反“扫荡”斗争及敌后抗日游击战，负责救治伤病员。日本战败投降后，国民党发动内战，又进行了三年的解放战争。她参加了当时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第二次涟水保卫战、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每次战役下来，大量伤员在短时间内被送到战地医院，战士们的伤情较重，前期以枪伤为主，后期炸伤居多，而且多为开放性且受污染的伤口，几小时内如果不能得到及时处理，就会感染。

　　万晓援将军听母亲说，她记不清自己抢救过多少伤员，也不知道从死神手中，救回了多少战士的生命。为了抢救方便，手术室常会安排在距离前线两公里左右的地方，耳边能听到隆隆的炮火声，有时，炸弹就落在手术室附近。战地手术室很简陋，从上面领来的手术器械也很简陋。万晓援将军说，母亲发动全队人员缝制手术帐篷，因为当时大多是在老乡家里做手术，无法达到无菌消毒要求，只能用白布缝制成农舍大小的帐篷，同时制作足够数量的棉花球、纱布、木制夹板等。买不到泡手用的搪瓷桶，就请当地工匠用马口铁制作。各种设备都是土洋结合、因地制宜。手术队必须随部队行动，打仗时离火线要近，才能使一线伤员得到及时的手术救治。所以，全队物资装备只能靠人挑肩背。有些大型设备如手术台，无法携带，只能用老乡家里的门板和长凳子架起来代替，长宽高度与标准手术台相差不多。用老乡家里的大蒸笼代替高压消毒锅，大量敷料及手术巾等均用土法消毒，手术器械大多用煮沸的方式消毒，部分器械如手术刀剪、橡皮手套，则用消毒液浸泡消毒。当时要求医护人员的技术必须熟练、准确，包括输液、包扎、止血、固定、缝合、打结等。母亲就和大家一起反复练习，输液、包扎、固定可以在同志之间互相练习，缝合、止血等只能利用兔、猫、狗等小动物练习。练得最多的就是打结，几乎人人手中都有一团白棉线，一有空闲就练习。

　　母亲记得最清楚的是莱芜战役，也是华东野战军打得比较激烈的一仗。那是手术队组建后的第一仗，毫无经验，能担任主刀的大夫很少，伤员又多。有一次，母亲连续四天四夜未离开手术室，最后饿倒在手术帐外，往嘴里塞一点儿饭菜又起身接着干；困时，就在助手进行皮肤消毒及诱导麻醉时，坐在手术台旁的小板凳上，支着戴手套的双手打个盹。手术者需用蘸肥皂的刷子从上臂到双手手指刷洗三遍，冲净后再在消毒药水中浸泡，因为皮脂过度清洁，往往容易出现小裂口或小疹子，在严寒天气下，手臂泡进冰冷的消毒液中，感到钻心疼痛，这疼痛的刺激能把瞌睡虫赶得精光，是很好的清醒剂。

　　战争年代，都使用开放式麻醉，用氯仿诱导，后用乙醚往麻醉口罩上滴，十多名伤员麻醉下来，上麻醉的人也差不多被麻醉了，必须及时更换上麻醉的人员。手术队只能及时做清创术，把受污染的、坏死的软组织切除，无活力的骨片、血块、异物等彻底清除，同时可以减少感染，为后期伤口愈合创造条件。野战条件下，这类伤口都不做一期缝合。试想，近千名伤员中有七百多名需进行手术，三台手术同时进行，在最忙的时候，每张手术台每小时约需处理三名伤员。

　　万晓援将军说，母亲从莱芜战役下来，就随着部队攻占垛庄完成合围任务，继而攻上孟良崮山头。当时，手术队随部队驻扎在孟良崮西南山脚下，为伤员进行手术，一夜之间攻下山头，部队即向东北转移。手术队除留下少数人员继续救治伤员外，全队要于天亮前紧跟大部队由西南方向，越过山头向东北转移。当母亲带领手术队越过孟良崮山头时，大的战斗已结束，西北方向零星枪声不断，当时正下大雨，天色阴暗，敌机尚未临空。但可以看到漫山都是敌人尸体，战马到了跟前都受到了惊吓。为了赶在敌机出动前越过山头，下山接受新的任务，手术队只得加快行军速度，女同志们也顾不得害怕，跨过敌人尸体，迅速越过山头。此时，雨渐停，天大亮，手术队还在山腰时，敌机飞来扫射。孟良崮是寸草不生，更无树木的秃山，无法隐蔽，母亲只好命令大家暂且分散，就地在石头凹中躲避，敌机一过，随即下山。那一仗打得漂亮，首长表扬了手术队，大家都激动地哭了。

　　万晓援将军说，在战争年代，母亲生下了大哥和姐姐，新中国成立后，又生了二哥和他，由于父亲在部队工作，很多时候孩子都是母亲带大的。1945年9月大哥出生，出生后不久，由于部队需转战南北，手术队工作紧张又危险，母亲不得已忍痛将当时不到一岁的大哥，寄养在江苏泰兴一个老乡家中，临别时看着儿子哇哇直哭，心里很难受，但也只能毅然决然地离开。直到1949年3月，战事平稳，才将大哥接回，回来很长一段时间，大哥都不认识爸爸和妈妈。1947年，他姐姐出生，当时母亲一边随部队打仗，一边还要带孩子。母亲说，她的一个叫黄宝生的通信员，用扁担一头挑着行李，一头挑着万晓援将军的姐姐，在战火硝烟中走南闯北，遇到敌机轰炸，好几次都把孩子跌落在田里。就这样，在缺衣少食的战争环境中，孩子们也都长大了。那时，父亲、母亲见面的机会很少，也难得一起看到孩子们。

　　万晓援将军始终没有对我说，其实在孟良崮战役中，他的父亲万海峰在我军炮火的有力辅助下，带领部队向孟良崮冲锋，让敌人的反攻无济于事，战争遂逐步走向胜利。最终，我军胜利全歼74师，国民党高级将领张灵甫挣扎到最后，最终战死。可以说，母亲和她的爱人万海峰，当时一个在前方冲锋陷阵、浴血奋战，一个在后方救死扶伤、通宵达旦。后来，万海峰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当我问起这件事，万晓援将军却轻描淡写地说，他只想说母亲的这些事，因为战争中的手术队很少有人提过，甚至是一片空白。他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在战争年代，医务工作者的那一份贡献，不能被埋没。

　　1958年9月，万晓援的母亲再次进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学习。1961年毕业后，她由一个手术队队长、妇产科主任，成长为一名驻军医院的内科主任、副院长。在当时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她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坚持系统性学习，提高医术，实属不易。万晓援将军对童年的印象，是大哥和姐姐在北京上学时“无家可归”，到周末，爸妈在北京的战友轮流来接他们到家里吃饭；他和二哥从南方到东北，由母亲带着坐有轨电车玩，脚冻得生疼；下车后，看母亲在湖面上滑冰，母亲有时不小心摔倒了，他们就哈哈大笑，也跟着打出溜儿，乐在其中。

　　采访完万晓援将军后，我离开北京的那天晚上，下起了绵绵细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