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是第一资源”的战略论断，在“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得到了系统而深入的体现。建议从“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彰显”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再到“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反映了我国人才发展理念从注重人才数量增长向更加注重质量提升和优势发挥转变，从单纯强调培养人才到统筹开发利用人才资源转变，清晰勾勒出了人才发展战略从被动适应需求向主动引领发展升级的战略意图，为区域产业体系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丰富的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彰显：

　　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

　　“十五五”规划建议进一步明确，我国丰富的人才资源优势是国家发展长期向好的核心支撑条件之一，这一论断立足国情、着眼长远，彰显了人才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战略价值。

　　首先，我国人才规模宏大、结构不断优化。截至2024年，全国人才资源总量已达2.2亿人，高技能人才超过7200万人，研发人员总量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是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大国。

　　其次，“工程师红利”突出。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工程技术人员队伍，具备全产业链人才配套体系，为新技术、新产业快速迭代和规模化应用提供了独特基础。在新能源汽车、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工程师团队已成为技术攻关的核心力量。

　　最后，高端人才数量加速累积。高被引科学家与高层次科技人才数量全球领先。我国高被引科学家数量位列全球第二，全球高层次科技人才占比达28%，跃居全球首位。每年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毕业生超过500万人。全球近一半的顶尖AI（人工智能）人才由我国高校培养。人工智能研究人员数量达5.2万人，是全球第二大AI人才聚集地，有力支撑了我国在AI、机器人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预计以AI为代表的数字人才和具备跨学科能力的顶尖复合型人才的供给将成为决定产业升级的新增长极。

　　产才融合的新趋势：

　　从“人随产走”向“产随人走”

　　“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产业链与人才链深度融合”，揭示了人产的互动关系。工业化初期和工业化中后期对应不同的人产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表现为产业主导人口流动，逻辑核心为产业在哪里，人就流向哪里，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就业岗位是吸引人口迁移的核心动力；人口从中西部、农村向东部沿海、城市集中。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珠三角凭借“三来一补”政策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如服装、玩具），吸引超3000万名外来务工人员，其中70%来自中西部地区，形成“产业集聚到人口流入”的典型模式。当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素驱动”让位于“创新驱动”，人才成为核心要素，人产关系主要表现为“产随人走”，即人才反向牵引产业布局。例如，潘建伟院士团队通过“科研平台+产业基地+人才高地”三位一体的布局模式，在上海、安徽、浙江、北京等地形成量子科技战略支点，不仅推动了我国量子科技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也带动了区域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的整体跃升。生物医药领域的康希诺生物团队成功研发新冠mRNA（信使核糖核酸）疫苗，落户天津经开区，以康希诺为龙头，聚拢凯莱英、键凯科技、博纳艾杰尔等上下游企业，建成核酸医药产业园，形成230万平方米的生物医药集群，上海临港则依托康希诺等24个重点项目快速崛起生命蓝湾mRNA产业高地。华为将研发中心布局在深圳、北京、上海等人才高地……产才融合的新趋势，进一步彰显了“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科学论断。

　　各地人才政策的呼应：

　　从“普惠政策”转向“产业导向”

　　多年以来，上海、浙江等地通过“产业定制型”政策，把人才待遇、职称评审、成果转化与地方主导产业深度捆绑，形成“以产定才、以才促产”的良性循环，效果显著。

　　上海推进集成电路产业的“产才精准匹配”。上海在“十四五”规划中将集成电路产业作为“三大先导产业”之一，面临“设计工程师缺口超2万人”的问题，发布《集成电路产业人才需求白皮书》，明确“芯片设计、制造、封测”三大环节的12类紧缺岗位；推出“集成电路人才专项政策”：对核心技术人才给予最高500万元项目资助，对企业引进的海外人才给予“绿卡直通车”服务；与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共建“集成电路学院”，定向培养本科、硕士人才。2020—2023年，上海集成电路人才总量从15万人增至28万人，紧缺岗位匹配率从30%提升至75%；集成电路产业产值从2000亿元增至5000亿元，占全国的25%，成为全球第三大集成电路产业集聚区。

　　浙江瞄准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绿色石化等领域，推进技能创富“能级工资”制度。人才待遇上，高技能人才可实行年薪制、股权制，国有企业工资总额增量优先用于技能人才；省级“首席技师”给予10万元奖励。职称评审上，把数字技能、专利成果、工艺攻关等纳入职称评价，优秀技师可直接申报正高级工程师。为加速成果转化，规定凡企业建立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按10万元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助，并优先推荐申报国家级工作室。2024年高技能人才薪酬增速高于社会平均工资12个百分点；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达1150万人，支撑规模以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业收入突破4万亿元，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杭州依托万亿级数字经济“1+6”产业集群、5G、未来工厂、智能网联等，制定数字经济“产业定制型”人才政策。在人才待遇上，5G领军团队最高可获1亿元“一事一议”资助；数字经济高峰人才纳入“鲲鹏计划”，给予最高500万元项目资助。在职称评审上，单列“人工智能”“集成电路”职称专业，企业技术骨干可直接申报正高，评审周期压缩至45个工作日。在成果转化上，对认定为“链主工厂”“智能工厂”的项目，一次性给予500万至80万元补助；优先推荐给政府基金跟投。政策效应“立竿见影”，2023年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2663亿元，占GDP比重27.7%，人才总量突破28万人，形成“数字产业—人才—基金”闭环。

　　深化人才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的展望

　　近年来，天津以“海河英才”计划升级版为核心，构建了政策引才、产业聚才、平台育才、服务留才的全链条体系，对接引进天津高质量发展急需的各类人才。截至2025年6月，“海河英才”累计引进人才51.39万人，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超70%，平均年龄31.8岁，为产业注入活力。紧紧围绕12条重点产业链，打造人才集聚高地。飞腾嵌入式CPU研发团队通过“海河英才”落户，研制的FT-2000/4芯片获“中国芯”年度大奖，支撑天津“中国信创谷”建设。黄鹏羽团队从上海引进技术，组建生物人工器官中心，其3D打印人工肝脏技术获国家重大专项支持。在人才培养模式上，我市高校不断创新培养方式，天津大学开设了全国首个“脑机接口”专业，采用“项目式教学”，6年可完成本硕博学习。职业教育实施“海河工匠”工程，培养高级技师5.1万人，覆盖新能源、智能制造等领域。

　　尽管如此，我市在脑机接口、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新赛道上，高端人才缺口明显，对未来产业布局构成严峻挑战。“十五五”时期，还需聚焦产业，加强人才政策供给。

　　战略层面锚定未来产业的人才布局。及时编制《天津未来产业人才需求白皮书》，重点引进量子计算、第六代移动通信等领域的“卡脖子”人才；京津冀等高校协同育才，共建“未来技术学院”。借鉴规划“高技术人才移民制度”，全球抢才，对海外青年科技人才放宽工作经历要求，打造“国际人才港”。

　　机制层面深化“产才融合”的制度创新。深化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收入分配改革，在人才项目评审中开辟企业专门赛道，畅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人才交流通道。

　　生态层面打造“近悦远来”的人才环境。开展“组团式”人才服务，优化人才工作创新生态，完善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生活配套服务，吸引更多青年人才、国际人才来津就业创业。

　　“十五五”规划建议的“人才战略”不是抽象的政策口号，而是需要通过区域创新将其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动能。未来唯有以产才融合为根本，持续优化政策协同、生态支撑体系，才能让“第一资源”真正筑牢现代化产业的根基，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作者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基地研究员，中共天津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