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中央电视台拍摄过一套系列电视片《话说长江》《话说运河》……《话说运河》中，沧州至天津一段的解说词，邀我执笔。我以为那套电视片还缺少一集《话说海河》。不揣浅陋，我现在把解说词补上。

　　近代考古发现，太行山东麓，曾是远古时期渤海西岸的海岸线。由于冰川期的影响，地面曾发生过大规模的海进和海退，在距今五六千年时，发生了海退之后，天津一带地面上升，渐渐成陆。至今，在天津东部，还保存着三道长弧形海岸贝壳堤，那就是海岸后退、平原东进所留下的“脚印”。

　　正如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所说：“予奉使河北，遵太行而北，山崖之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海已近千里。所谓大陆者，皆浊泥所湮耳。尧殛鳐于羽山，旧说在东海中，今乃在平陆。”随着海退而“东进”的，不光是陆地，还有河流。古时候的河流没有河堤，最是“自由散漫”，就连黄河，都多次移道从天津入海。

　　至东汉时期，海河水系形成，汇集燕山山脉和太行山脉之水，与珠江、长江、黄河、淮河、辽河、松花江等并称“中国七大水系”。天津遂成“九河下梢”。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里，称九河为：清、淇、漳、洹、滱易、涞、濡、沽、滹沱，同归于海河入海。通常所说的海河，是指海河水系诸河流汇聚入海的干流，起自金钢桥，东至大沽口入海，全长72公里。其实，它的上游不止九河，大大小小有三百多条河流，其中最长的河流达千余公里，像打开的巨型扇面，斜铺在华北大地上，组成海河水系。

　　水利万物，天津无疑是海河水系的最大受益者。朱元璋建立明朝，封他的儿子朱棣为燕王，镇守北京，屯兵于海河两岸。朱棣要扩大自己的势力，便向四周开辟村庄，从江南和中原迁来了大批移民。于是，水系上游诸河经由大运河、大清河和子牙河交汇入海河的三岔河口一带，开始繁华起来，船舶集结，漕运发达，客商会聚，店铺林立。当时，三岔河口一带最热闹的地方，叫“三汊口”和“小直沽”。三河下梢及海河两岸的“沽”很多，有七十二沽之称。按明朝弘治时期大学士李东阳的解释：沽者，即小水入海之地。

　　1400年，燕王起兵和建文帝争天下，认为小直沽并不小，是南北水陆交通要道，大有可为，应起个好名字。有人建议叫“天津”：燕王吊民伐罪，顺乎天意，名字里应有个“天”字。车驾从这里渡过河津，在“天”字后面再加一个“津”。天河之中有九星，能占据天河即谓“天津”。燕王当即应允，并传谕地方，将三汊口、小直沽，合并成为“天津”。

　　可见正是因为有海河，才有了六百多年前地处“海运、商舶往来之冲”，并在此设卫屯兵的“天津卫”，天津遂成为近代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和港口贸易城市。海河是天津的血脉，可称得上是天津的母亲河。理所当然，海河也就成了天津的主要象征，并成为它强大而广阔的依托。至今，天津“土生土长”的观光胜景，还是游海河，夜游更妙。

　　然而，人类在依靠河流繁衍生息、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吃尽了河流泛滥的苦头。海河水系东临渤海，南界黄河，西靠太行山，北依燕山，地跨北京、天津两大直辖市，内蒙古和辽宁的一部分，河北大部，山东、河南、山西的东部和东北部，总面积近32万平方公里。自古以来，这就是一条条“放荡不羁”的河流，其复杂的扇形水系，扇面极大，而扇柄又短，其不平衡和不谐调，留下了无穷祸患。

　　海河水系的另一个特点是，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合阻气流，伏汛暴雨，雨量集中。每到汛期，“扇面”上游的三百多条河流如乱箭齐发，洪水奔腾直下，争相灌入“扇柄”般的海河，汹涌之势无可阻挡。而海河下游入海口处多年泥沙沉积，肚大嘴小，宣泄不畅，河水自然就会漫出河道，形成洪灾。根据《海河流域自然灾害史料》记载：从1368年到1948年，海河水系在580年里，竟发生387次严重水灾，平均一年多就要闹一次大水，“渺渺无穷尽，风涛几日平”。

　　其中，天津市被淹泡七十余次。1604年（明万历三十二年）和1801年（清嘉庆六年）的两次大洪水，天津城内积水达四米，城外则水天相连，与渤海连成一片。天津卫成了泡在海中的一座孤岛，“浑噩渺无尽，乾坤如浮萍”。

　　清嘉庆六年（1801）七月，北运河陡涨丈余，“海不收水，逆顶内河”。以至于南北运河、永定河及各处旱路均被洪水淹没，大水连成一片。四乡庐舍与庄稼俱被浸泡，百姓纷纷避迁，浑流千里，烟火尽绝泥塞户。赵野的《河溢即事有述》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村人夜半走相呼，水势直下奔津沽。汪洋横溢数百里，洪涛浊浪涨田庐。孤村势危欲浮动，人如群蚁缘漂莩…… ”

　　进入20世纪的上半叶，天津又遭遇过两次特大洪水：一次是1917年，一次是1939年。据《北京时报》报道：“天津各水陡涨，沿河一带村庄尽成泽国……南运河决口三处，天津所属岌岌可危，食粮薪炭饮水一概缺乏。西南关外以至南开、南市、日本租界处，一概水没胸膛，数十万遭水难民，扶老携幼，惨不可言。”

　　大水到来恰在夜半，顷刻之间，平地水深数尺，居民或睡梦未觉，或病体难支，或值产妇临盆，或将婴儿遗落，老者艰于步履，壮者恋其财产，致被淹毙者实有二三百人，而其逃生者亦皆不及着衣，率以被褥蔽体，衣履完全者甚属有限。现仍有部分亲历1939年那场大水者健在，报纸上曾发表了他们的叙述：

　　那是一场噩梦一般的灾难。1939年7月下旬，天气闷热，多日不下一滴雨，而山西方向、太行山脉却连日暴雨，出现洪水。天津水文专家们估计，那洪水一个月后才能到达天津，即使泡了天津，估计最深也就10厘米，一周后即可消退。千百年来，天津地区十年九涝，涝惯了，泡水10厘米，算是乐观的年份。哪里想到，洪水突然冲到眼前，涛声吼地，排山倒海般压向天津。天津人匆忙应战，1939年8月20日，陈塘庄大堤崩溃，洪水顿时冲入市区，日、英、法等租界全部被淹。南开、南市等地都被泡在水里，南市一带水深处达两三米。“屋漏偏逢连夜雨”，紧跟着，天津地区也大雨滂沱，连泼十多天，灾情就更重了。

　　经历过那场大水的张连璧老先生说，那水大得令人眼晕，汪洋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好多房子淹泡时间一长，砖酥了，土软了，呼啦一声就坍在水里。穷人家的房子大多盖在市郊，而且全都质量不高，不禁泡，房子一倒，全都成了难民。张连璧至今仍记得那时挨饿的滋味，当时哪有吃的，家中穷得本来就是难有隔夜粮，洪水漫天遍野地一泡，连棵野菜都挖不着了，不挨饿等嘛？他和五岁的弟弟拿根竹竿，竿头儿上钉颗铁钉，整天盯着水中的漂浮物，无论漂来什么，只要是能吃的，诸如半个烂瓜什么的，立刻用竹竿拦住，捞上来赶紧煮煮吃掉。

　　有一部公开出版的摄影集《天津水灾记念写真帖》，记录了那场水灾的真实情景。从影集中的照片上看，哪里还有天津城，只在洪水中看到一些尖形房顶。泊在海河中的轮船，吃水线高过路边的一二层楼，船上的烟囱高过路边一座10层的楼房。处于市中心的老中原公司门前竟是船来舟往。宫岛街与春日街（现今的鞍山道、河北路）交口处的中国邮局，改在二楼窗台上办公，顾客站在船上和业务员交办业务……照片拍摄的日期注明“9月4日”，说明摄影师记录的是洪水淹城后第15天的场景。洪水从8月进城，直至10月初方才退尽。霍乱、伤寒、痢疾等传染病盛行，饿死、病死的人数，远远超过溺水者。

　　一部人类文明史，几乎可以概括为人类跟河流打交道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治水史”。《天津水运史》载，最早开始治理海河水系的人是曹操。东汉末年，世家大族分裂割据，相互混战。曹操北征袁绍，“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白沟因此获得了丰富的水量，其北征的船队便可循白沟进入洹水，紧逼邺城（今河北临漳）。后来出于统一北方的战争需求，曹操又征召军民，对华北平原上的沽水（北运河）、滹沱水、漯水（永定河）以及清水进行一系列的整治，甚至在各河之间开凿人工运河。

　　当然，隋炀帝开凿并连通大运河，是更大的治水工程。大运河贯通后，在中国形成一个奇观：摊开中国地图，用笔将长城和大运河描出来，便构成一个巨大的“人”字！倘是在高空俯瞰，此大大的“人”字，则更加醒目和神奇，是近乎神迹一般的存在。而南运河的近半，以及整个北运河，都属于海河水系。隋大业八年（612年），隋炀帝发大军一百多万东征高句丽，前部的官兵已抵涿州，后边的队伍刚出扬州。船舶首尾相接，鼓角相闻，旌旗相望，长千余里，其声威冠绝千秋。

　　到唐代，由天津东郊，向东北方向开凿了一条与海岸大体平行的“平虏渠”，连通了海河与蓟运河的航道，直通蓟州（亦称渔阳），使南方来的漕船既躲避了海上的风险，又可节省时间，源源北上，所以才有了“渔阳鼙鼓动地来”的绝唱。

　　北宋建立以后，海河及白沟河成了北宋与辽国的界河，以前的治理在以后的连年征战中受到严重破坏。清代自顺治到嘉庆150年间，天津城墙因受洪水浸泡大修过12次，其中一次是落地重建。几代皇帝排洪的工程修建过不少，但对于治理整个海河流域的洪水，其力度仍属杯水车薪，并未真正解决海河水患。

　　新中国成立后，天津人口渐渐多起来，城市开始膨胀，还有两样东西也多了起来：一是垃圾，二是污水。暂不说固体垃圾，污水顺着两条排污河直接入海，赶上雨季河水高涨，将污水顶到渤海深处，让其自我净化。赶上冬春或缺雨的旱季，海水倒灌进海河，城市居民就得喝咸水。这咸水中可不光是海水中的盐，还有排出去的城市污水又倒流回来的东西。

　　于是，在1958年7月，开始了自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海河治理工程——“清浊分流”。其关键项目是修建海河大闸，想用它改变千百年来潮汐河道的现状，实现了咸淡水分家，借以保证城市用水，改善农业环境。好不容易扛过了度荒的三年，熬到1963年，被涝怕和旱怕的海河儿女满心希望会有个好年成，胆战心惊地走到8月，天津地区再次遭遇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

　　8月1日至10日，海河流域西南上游地区连降特大暴雨，天倾地失，银河倒泻，水量相当于1939年淹泡天津洪水的两倍多。华北平原平地行洪二三百公里，水量超出所经大小河道总泄量的10倍。千里奔流昼夜雷，凶猛的洪水如同亿万头猛兽，冲垮京广铁路，直冲位于“扇柄”的天津而来……

　　一位老记者描述道：我随空投救灾物资的军用直升机，前往灾区拍摄新闻图片。那天我登上直升机，向西南方向飞行，行程一小时，把我看得目瞪口呆。我不知道直升机一小时的行程有多远，但放眼望去，天水相连，全是无边无际的滔滔黄水。露出水面的点点高地上，挤满冲着直升机拼命呼救的灾民。灾民的滋味我尝过，1939年的大水我也见过，都没法跟1963年的这场大水相比。

　　当时，许多人都认为天津保不住了。根据1939年的经验，人们认为这么大的洪水谁也挡不住。没想到，华北八百万军民扑向抗洪第一线，为了保证天津市区的安全，上游地区主动扒开一个个泄洪口：位于天津边上的小关村，扒开了南运河的东堤；炸开独流减河南堤，把洪水泄入团泊洼、北大港；爆破东部拦海大道，把洪水直接导入渤海。

　　事后，国家公布了1963年大洪灾的实际统计数字：受灾范围102个县（市），被淹农田5361万亩，进水县城36座，水淹村庄22470个，倒房1264万多间，受灾人口2435万人，死亡5300多人。灌溉工程62%被冲毁，平原排水工程约90%被冲毁，梯田、塘坝一半以上损坏，其经济损失无法估量……损失如此惨重，表明海河水系到了非重新治理不可的地步。

　　河北省在天津市办了一个抗洪救灾展览，同时研究和制定海河治理规划，毛泽东主席为这个展览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随即有30万以上的工人，投入规模宏大的根治海河工程。天津西郊的水高庄，在黄土大洼边上，用苇席搭起了一个个大棚，治河大军喝的是用明矾沉淀了的子牙河水，吃的都是高粱面、红薯，睡在高粱秆绑成的“笼子”里，而且没有工资。治河工地上红旗猎猎，人声鼎沸，小拉车来来往往，工人们干得热火朝天。

　　当年参加过根治海河的穆宗新老人回忆说：“大伙儿的干劲很足，你朝河道里一看，黑压压全是人，从没有人叫苦叫累。”当时的治河工地上，都是班排连营团的军事编制，表现了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涌现出很多模范人物。“根治海河”成为特定历史时期的巨大呼声，形成了数以百万计工人参加的群众治水运动。这个浩大工程自1964年开始，到1980年基本结束，历时16年，出工500多万人次，土方总量11亿立方米。海河水系基本被重新构建，形成了上游有水库拦蓄洪水、中游有河道泄洪和洼淀分洪滞洪、下游筑有堤防的保障系统——自此，人类牢牢地控制住流入海河的水量，使海河永远地平安无事，让天津再无淹城之患。

　　不知是大自然的脾气令人难以琢磨，还是“人定胜天”触动了一种恒久不变的自然规律，自改变了海河水系地形地貌的“根治”运动之后，整个北方便“嘎登”一下，只旱不涝。这一下真从“根”上把海河给“治”了，也把天津给“治”了。在“根治”之前，海河每年要向渤海湾倾注150亿立方米的淡水。自“根治”之后，所谓九河，以及“扇面”上的大大小小三百多条河流，几乎连一滴水也流不下来了。用水利专家陈曦亮的话说，京津以南的大片平原上，“有河皆干，有水皆污”。

　　是人治水，还是水治人？不免令人想起古谣：“炎旱历三时，天运失其道。河中飞尘起，野田无生草。”拍摄《话说运河》时，我发现家乡运河的河床上，竟然跑起拖拉机。地上没有水就到地下找，开始疯狂地开采地下水，致使华北地下形成一个个巨大的漏斗。原来打井只需挖下两三米就见水了，现在的水井要挖得像油井那么深，才能抽上点水来。过度开采地下水，造成地面急速下沉，有些地方已经低于海平面，于是海水倒灌，海河变成海水向陆地倒流的河。曾几何时，天津人开始常年喝咸水，吃苦水。社会上流传着一首顺口溜：“天津卫，真叫怪，自来水能腌咸菜……”

　　其实，缺水的不只是天津。中国的七大水系中，已有三大水系成了最缺水的地区，即黄河、淮河和海河流域，实实在在的“沧海桑田”。黄河和淮河两个水系暂不说，单讲海河水系，为什么竟会名存实亡，成了“无水之系”？行文至此，有必要介绍一下我国的水资源分布情况。

　　中国的人均水资源，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并且水资源的分布极不均衡，主要大江大河都在南方，水质也优于北方地区。水资源不仅自然分布不均，而且与生产力布局不相适应。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河川径流量占全国的83％，耕地面积却只占全国38%。黄河、淮河、海河三大流域和胶东地区的河川径流量只占全国的6％，而耕地面积却占全国的40％，人均和亩均水量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尤以海河流域更为突出，年径流量只有264亿立方米，不足全国的1％，人口和耕地却分别占全国10％和12％，缺水十分严重。长江流域与海河流域相比，长江流域的人均水量是海河流域的近10倍，而长江每年就约有超过8000亿立方米水量，白白流入大海。

　　世界银行于1998年，统计了153个国家的水资源情况，中国的人均占有水资源量居世界第109位，而天津的用水量又只占全国平均用水量的14％，北京也只占到16％。于是，有了“引滦入津”和“南水北调”两大治水工程。那是后话，此文不赘。

　　2025年12月24日 修订

　　编辑手记：

　　蒋子龙先生的《话说海河》，看似是一篇有关水文地理的讲述，实则是一首深沉激荡的津门史诗。

　　文章以海河为轴，将天津的诞生、苦难、抗争与今日之思徐徐铺陈。

　　作者巧妙地将“话说”的平实口吻与学者的严谨考据、作家的生动笔触熔于一炉。从远古海退的贝壳“脚印”，到古时的治水遗痕；从“九河下梢”的地理格局，到“燕王渡津”的传说——历史脉络清晰如绘。尤为震撼的是对历史上洪灾的书写，细节如刀，刻下了海河暴烈难驯的另一面。

　　文章超越了简单的对“母亲河”的赞颂，它揭示了天津因河而兴的命运：海河是血脉，是“强大的依托”，也是反复锤炼这座城市脾性的“严母”。作者将城市发展融入治水史，写出了天津人骨子里那种与自然博弈的坚韧、在困境中求生的智慧，以及面对新挑战的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