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有选贤举能、任人唯贤的传统，官员贤德与否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关系到民风的善恶厚薄，也深刻影响着君主的贤愚勤怠，亲贤能者正、亲奸佞者昏。“得贤者则安昌，失之者则危亡”，本文特选取历史上尊贤使能的几个典型事例，旨在揭示举贤任能是为政之道，是实现国家强盛的关键所在。

　　周公“握发吐哺”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第四子、周武王之弟，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因其采邑在周，故称周公。灭商纣两年后武王驾崩，周公受武王遗命辅佐年幼的成王执政。周刚立国，内忧外患交织，政局动荡不安，周公认识到必须广纳天下贤能，方能助其渡过难关。

　　在代成王摄政期间，周公放下权位身段，坚守礼贤下士之心。他为不怠慢来访贤士，洗头时多次握住湿发中止梳洗，吃饭时数次吐出食物起身迎客，“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的典故便源于此，这也是成语“握发吐哺”的来源。《墨子·贵义》记载，“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七十士”，《吕氏春秋·慎大览·下贤》亦载其“所朝于穷巷之中，瓮牖之下者七十人”，典籍中的这些细节，生动勾勒出周公勤政爱才、不分贫富贵贱招揽贤士的圣贤形象。

　　周公认为，要巩固江山必须敬贤选能、提拔杰出人才，他反复告诫成王，立政之要在于慎重选拔“吉士”担任各级官员，确保政务清明。

　　史载，周公摄政七年间，揽贤之举盛况空前：以师礼求见者十人之众，以友礼相待者十二人，优先延揽僻巷茅屋中的贫寒士子四十九人，选拔任用的优秀人才超百人，受其教化熏陶者逾千人，官驿接待前来朝见的贤达更是多达万人以上。

　　周公对殷商遗民中的贤能之士格外礼敬，此举成功赢得了政治认同。平定东方叛乱后，殷族人多势众，其安定与否直接关乎周王朝的统治根基。在周公建议下，武王将因不满纣王暴行而被关押的箕子放出监狱，并释放其他被纣王关押的贵族，还为前朝诤臣比干培土修墓，对于“百姓爱之，纣王废之”的贤者商容，武王令人修整其居所并加以抚慰，还授予箕子、微子、商容等人高位。这些善举迅速收服了殷商遗民之心，使他们真心归顺周王朝。

　　周公的尊贤选能，更体现在打破世袭制的用人革新上。《史记》记载，周初卿相及以下官员的任用摒弃世袭制，均以贤能与否为任用标准。

　　正是凭借礼贤敬贤的诚意，周公麾下聚集了大批贤才。在众贤辅佐下，周王朝推行“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制礼作乐”的治国方略，实现了“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步入成康盛世，“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天下大治的局面自此形成，周公尊贤选能的佳话亦千古流传。

　　秦昭王三拜范雎

　　范雎是战国时期魏国的杰出人才，以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能闻名。他早年效力于魏国中大夫门下，因遭人诬陷通敌，险些死于鞭笞之下，侥幸逃生后更名换姓，辗转投奔秦国。当时主政秦国的秦昭王，是一位志在一统天下的雄主，在延揽人才方面展现出非凡的胸襟和气度。

　　范雎心怀壮志，渴望在秦国得到重用，一展治国抱负。但初到秦国时，因无人引荐，他始终未获赏识，被迫流落市井。范雎并未气馁，积极寻找机会，在使者王稽的引荐下，向秦昭王上书陈策。当秦昭王读到范雎对秦国现行“近交远攻”战略的抨击时，当即下令火速召见范雎。

　　见到范雎后，范雎却缄默不语。秦昭王意识到可能是自己礼遇不够，便接连三次向范雎行跪拜之礼，表达求贤诚意。见状，范雎才开口畅谈秦国内部形势，并系统阐述“远交近攻”的战略构想，秦昭王听后深表赞同。“秦昭王三拜范雎”的典故，也成为古代君主敬贤礼贤的千古佳话。

　　范雎受重用后，果然不负厚望。他协助秦昭王清除了以魏冉为首的权臣集团，在军事外交上坚定推行“远交近攻”的策略，同时推行内政改革，强化中央集权，使秦国国力日益强盛。

　　在范雎主政之前，秦国朝政长期被宣太后（秦昭王母）和魏冉（宣太后同母异父兄弟）把持。魏冉在昭王前期五次为相，执政长达25年，形成专权局面。他妒贤嫉能，任人唯亲，大肆提拔家族成员，同时推行“近交远攻”的错误战略，导致秦国出兵成本高昂，发展陷入停滞，根本不具备称雄天下的实力。

　　范雎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著名的“远交近攻”战略和“攻人”之策。范雎指出秦国之前的战略失误，强调攻打远方国家劳民伤财，难以获利；“远交近攻”即联合远方国家，攻打邻近诸侯，逐步蚕食领土；“攻人”则是通过瓦解敌国人心，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之后，这一战略成为贯穿秦国政治、军事、外交的基本国策，极大地推动了秦国统一六国的进程。

　　秦昭王四十一年（前266），秦昭王下令废黜宣太后，将穰侯魏冉、高陵君、华阳君、泾阳君驱逐出关，正式拜范雎为相。针对魏冉集团的用人弊端，范雎倡导赏罚严明、按功行赏、重贤用能的用人制度，为秦国广纳贤才提供了机制保障。

　　此后，秦昭王全面采纳范雎的战略主张，取得显著成效。秦国国力持续增强，军事上接连取胜，逐步在诸侯争霸中占据绝对优势，为最终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汉武帝频发求贤诏

　　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历史上极具雄才大略的帝王，他始终秉持“要建非常之功，得有非常之人”的理念，对贤能之士的渴求远超常人。

　　汉武帝登基六年后，颁布《诏贤良》诏书，开篇便言“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表明青年时期的汉武帝立志效法尧舜、成康等上古圣君，注重道德修养，力图开创盛世，实现四方归心。但即位初期，汉朝屡遭日蚀星孛、水旱火灾等灾异，汉武帝将治国希望寄托于贤良之士，号召天下贤才“咸以书对，著之于篇”，并承诺“朕亲览焉”，字里行间尽显求贤若渴之心。

　　随后，汉武帝又颁发《求贤诏》，提出“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展现了汉武帝广纳贤才的宏大气魄。《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记载：“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汉武帝的尊贤之风，引得天下贤才纷纷归附：畜牧出身、愿捐半数家产助国的卜式，行商之子、擅长理财的桑弘羊，奴仆出身的军事奇才卫青，匈奴降虏、后成一代名臣的金日磾，这些身世低微却身怀绝技的人才，均得到汉武帝的重用。

　　儒家学者董仲舒也慕名而来，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重要建议，为巩固大一统封建政权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引领。汉武帝采纳这一建议后，又推行察举制度，鼓励天下人向朝廷推荐人才，经过试用考核，对荐贤有功者给予奖励，对荐人失当者加以惩处，形成了完善的人才选拔机制。

　　汉武帝不仅善于聚拢人才，更懂得知人善任、扬长避短。他通过长期观察，发现骑奴出身的卫青具备卓越的军事潜能，便大胆破格起用。卫青不负所望，“奇袭高阙”“二出定襄”，大破匈奴于漠北，成为威震华夏的一代名将；对于霍去病，汉武帝同样给予充分信任和重用，霍去病多次率领奇兵突袭匈奴，战功赫赫，丝毫不逊于舅舅卫青。正是得益于卫青、霍去病的英勇征战，长期侵扰汉朝北方边境的匈奴势力大为收敛，北方边患基本解除。

　　在经济领域，汉武帝重用桑弘羊，任命其担任侍中、大农丞、治粟都尉、大司农等要职。桑弘羊推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币制改革、酒榷等一系列经济政策，极大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为汉武帝推行文治武功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此外，丞相公孙弘、御史大夫倪宽，以及严助、朱买臣等人，均来自社会底层，在汉武帝不拘一格的用人政策下，他们各自在岗位上建功立业，为汉朝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汉武帝一朝，人才济济、群星璀璨。在众多贤才的辅佐下，汉朝国力达到鼎盛，不仅解除了北方边患，更发出了“犯我强汉，虽远必诛”的时代强音。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彪炳青史，成为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盛世典范，而这一切的成就，都离不开他尊贤任能的治国方略。

　　唐太宗“四顾”马周

　　马周，字宾王，唐博州清河郡茌平县（今山东茌平）人。他自幼父母双亡，孤苦无依，却始终勤奋好学，青少年时期便已满腹经纶。听闻唐太宗是雄才大略的明主，马周满怀壮志奔赴长安，希望能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初到长安时，为维持生计，他投到官职不高的中郎将常何门下做门客。

　　唐贞观三年（629），全国遭遇严重旱情，民生困苦，唐太宗心急如焚，多次率领百官求雨却始终无果。他反思自身执政得失，认为是朝政有失才遭天谴，于是下令文武百官每人撰写一篇关于时政得失的文章，分析时政利弊，提出改进建议。常何是一介武夫，不通文墨，便请马周代为执笔。马周不负所托，挥毫泼墨，很快写出一篇针砭时弊、条理清晰的文章，文中提出二十多条切实可行的中肯建议。

　　唐太宗阅读后大为赞赏，对文章中的见解深表认同。当得知文章出自马周之手时，唐太宗求才心切，当即决定召见马周。在马周赶来的途中，唐太宗竟接连四次派人催促，“（马周）未至间，凡四度遣使催促”，足见其对贤才的迫切渴求。

　　君臣相见后，唐太宗与马周纵论国事，一问一答，相谈甚欢。为奖励常何发掘人才之功，唐太宗欣然赏赐其帛三百匹。对于马周，唐太宗更是格外器重，先将他安排到掌管机要的门下省任职历练，一年后便破格提拔为监察御史。马周深知唐太宗的知遇之恩，处理政务时直言敢谏、忠诚尽责，从不迎合奉承。贞观七年，马周上书劝谏唐太宗，反对为太上皇李渊大建宫室。他认为尽孝之心值得称赞，但唐初百业待兴，应先让百姓休养生息、实现民富国强，再修建宫室也不迟。唐太宗阅后深以为然，不仅立即停止修建工程，还晋升马周为侍御史，让他更多地参与朝政决策。

　　马周在治国理政方面极具才干，不仅善于在朝堂上陈奏建言、提出真知灼见，更能创造性地推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改革举措。唐太宗对马周的倚重和信任溢于言表，曾坦言“朕一天见不到马周就想他”，这份对贤才的礼敬之心，成为千古美谈。

　　最为世人称道的，是马周于贞观十一年撰写的《陈时政疏》。这篇被毛泽东点评为“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的奏疏，针对当时政治存在的弊病和隐患，提出了四大核心建言：节俭治国，力戒奢侈；关心百姓苦乐，宽徭减赋，杜绝横征暴敛；反对分封诸王，避免世世永袭；谨慎选用地方郡县官员，确保政务清明。奏疏展现出马周作为政治家的清醒洞察力和远见卓识。贞观十年之后，唐太宗执政有所懈怠，马周以隋亡为鉴，劝诫他牢记历史教训、继续励精图治。唐太宗阅后大加赞赏，对奏疏中的建议逐条采纳，这篇《陈时政疏》也成为延续“贞观之治”盛世局面的重要保障。

　　“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唐太宗以政治家的广阔胸襟尊贤任能，为马周等贤才提供了施展抱负的舞台，而马周等贤才则以忠诚和智慧回报知遇之恩，君臣同心协力，共同演绎了“贞观之治”的辉煌篇章，为后世留下了明君贤臣共治天下的典范。

　　结语

　　“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历史是一面映照古今的镜子，更是一部蕴含无穷智慧的教科书，其中不仅藏着国家盛衰存亡的规律、个人得失成败的奥秘，更有着可资借鉴的处世之道和治国之策，为人类的未来发展提供宝贵启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结的先贤智慧，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深厚源泉，更是我们今天继续勇毅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新时代的征程中，传承和弘扬尊贤使能的优良传统，汲取历史上的用人智慧，对于会聚天下英才实现民族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