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30日晚，忽接张璇急电，告知其母孙晓玲当日遽然病逝。我顿时语塞，惊愕得不知说什么。放下手机，只觉得胸堵块垒，泪下无声。独坐窗前，听任思绪驰飞——寒夜冰窗上，似见孙大姐从年轻到苍老的面容如蒙太奇一般断续闪回。三十多年的情谊，瞬间重现，历历在目。

　　我与孙晓玲大姐的初识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函授学院的同班同学。不过，我那时在班里跟诸多同学都只是点头之交。那几年，我是天津日报政教部主任，工作实在太忙，很少去上课，只有考试或者有名的老师来讲课时，我才赶去听一听。而孙晓玲却对我这个习惯逃课的“坏学生”印象颇深，几十年后，她还写下这样一段回忆：“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在人大函授新闻班不脱产学习时，三年的时间侯军只去过一次，好像是取什么学习材料，他专注地坐在前排听了一会儿课，一字不记便悄然离去，而他的成绩门门是‘优’，真叫人暗暗称奇。”（孙晓玲《逝不去的彩云》）

　　我跟孙晓玲真正熟识起来是在几年之后，我搬进报社新分的宿舍，而孙晓玲不久后也搬了过来。据说她是用以前的住房调换到这里，为的是可以就近照顾年迈的父亲孙犁先生。这下我们就成了邻居，而且是近邻——她住三楼，我住四楼，我们经常在楼道里碰面。更重要的是，从此，我与孙犁先生的几乎所有联系，都是通过孙晓玲和她的一双儿女张璇和张帆来实现的，这才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啊！

　　孙晓玲当时是在《天津邮电报》编副刊。这是一个内刊小报，知名度不高，稿源比较紧张。有一天，她上楼来找我，希望我给她的副刊写点东西。尽管我当时单位工作很忙，妻子又刚生了女儿，确实有点手忙脚乱，但我深知孙大姐是不轻易求人的，她既然开了口，我岂能回绝？于是，我很用心地给她的副刊写了一个连载的专栏《名信见大千》，还陆续写了《鸿雁情》和《青鸟赋》等散文。孙大姐很高兴，说我的这些文章在读者中广受好评，还有位读者专门写了评论文章。没过几天，她的副刊果然登出一篇题为《锦心绣口传名信》的短文，评点我的专栏。那年年底，她兴冲冲地跑上楼告诉我一个喜讯，说是《名信见大千》专栏在全国行业报刊评奖中获得了“专栏奖”——这是她女承父业从事办报工作以来，第一次斩获新闻副刊类奖项。我从她的笑颜里，读出了那种虽半路出家，但经艰苦奋斗，终被业界认可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我由衷地为孙大姐感到高兴，记得我当时跟她讲过，孙犁先生的后代中应有“嫡系传人”，将芸斋的文化薪火传承下去。现在看来，她应是最有希望传承薪火的人选。孙大姐听后立即涨红了脸，连声说：“我哪行，我哪行啊！差得太远了！”不过，我凭直觉感到她是听进去了。因为从那以后，她不光写文章的数量多了起来，质量也明显提高了。

　　然而，正当她的事业蒸蒸日上之际，我却郑重其事地给她提了一个建议，竟改变了她的人生方向，让我引用她的文章来讲述其来龙去脉吧。

　　“还有一件事也是让我难忘的。上世纪90年代初，看到我身体不好，整天疲于奔命，家里家外超负荷运转，有一天，侯军诚挚地对我说：‘大姐，我要是你，就不上班了，专门照顾老人。’他建议我放弃工作，是出于对父亲生活的真切关心，希望我能有更多精力照顾他老人家。”

　　我与孙大姐，从来是有话直说，心里所想，冲口即出。我直言让她放弃自己心爱的工作，那可是她奋斗多年才得到认可的一份事业呀，她心里肯定不好受，我也暗暗感到后悔——我本应婉转一些的。彼时，孙大姐一言不发，默默告辞了。我是在几个月后再见到她时，才得知她接受了我的建议，真的把工作辞掉了。

　　“父亲如果能延年益寿，为祖国和人民多写一点文章，那可是不少人的心愿，无论如何也比我的这份工作重要得多。我就是听从了这位年轻同行的建议，下决心离开了工作岗位，给老人和家庭以更多的照顾。”（孙晓玲《逝不去的彩云》）

　　我读到孙大姐的这段文字，已经是在2013年这本散文集出版之后了。回望前尘，我更深切地体悟到彼时彼刻，孙晓玲大姐离职前后的那种不舍、不甘和不忍——暗地里，她用一首《无题》诗来委婉地宣泄内心的情愫，她写道：“我是无声的琴弦/悄悄离开了乐队的雄健/我是无知的雨珠/缓缓落在蜿蜒的路边/我是无怨的小草/默默仰视参天的树冠/我是无名的云朵/悠悠飘荡在广阔的蓝天//愿复苏的每一个音符/欢快地流淌在青春的心田/愿失落的些许清润/温馨伴侣心中的爱恋/愿春风柔柔的翅膀/裁剪出孩子们喜爱的图腾/愿凝聚的团团霞彩/映红老人归航的港湾。”

　　当年初读此诗，我并未完全体悟到孙大姐诗中的隐忍和幽怨。然而，当其驾鹤远行之际，重读这篇浸透心声的诗作，我忽然非常感动，泪水竟夺眶而出——这是一个女儿甘愿舍弃心爱的事业，把时间献给年迈的老父；这是一个母亲无声地收拢起理想的风帆，默默地回归家庭、回归平凡——何为无私？何为奉献？一切都是在默默无声中做到的。

　　事实上，孙犁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历经患病、手术和康复之后，又安稳而平静地生活了十年，写出了数本“劫后文存”的集子，这当中包含着孙大姐多少默默的坚守和无形的付出啊！

　　孙犁老人2002年去世之前，孙晓玲大姐就已重拾笔墨，再著华章，沉积已久的文思和激情，如涌泉喷发，相继写出了十余篇关于父亲的散文。之后出版了《布衣——我的父亲孙犁》和《逝不去的彩云——我与父亲孙犁》两部作品，2024年又推出了新版的《一生荷梦寄清风》。这些新著，无一不在文学界激起一片片涟漪，汇入了当今“孙犁热”的大潮。

　　我自上世纪90年代初由天津南下深圳，与孙大姐见面的机会逐渐减少，但是每次回津探亲，总要与孙大姐见面叙谈，还有两次是由她陪着去看望孙犁先生。我见证了他们父女二人平淡而真挚的生活常态。有一回，我妻子带了一个相机，想和孙老照一张合影。我知道老人家一向不喜欢照相，但那次他竟破例答应了。孙晓玲非常兴奋，为我们拍完照后，对老父亲说：“我也照一张行吗？”孙老笑着答应了。就这样，我和孙大姐留下了这张与孙老的珍贵合影——据她事后跟我们说，她很少有机会与父亲合影，那天算是沾了我们的光。

　　孙大姐的三本著作都在第一时间签赠给我，她为孙犁先生编的几本书也都题赠给了我，其中一本还附有孙老的一枚名章印蜕，颇为珍贵。她近年来身体一直不好，我在2022年为了撰写《报人孙犁》一书，曾专程赴津，希望得到孙大姐的一些提点，但张璇告诉我，她妈妈已经好多年不能会客了，一站起来就头晕。她让张璇转告我，她知道我一直在搜集资料准备写这本书。她对我的想法完全理解，也完全支持，希望我顺利完成这个多年的心愿。我知道她身体状况欠佳后，也就不再勉强，谁知，竟失去了最后一次与她见面畅叙的机会。

　　如今，抚书卷而怀人，叹逝水之难追。幸有三卷遗著，与《孙犁全集》同陈于书架，恍若他们父女并未远离……

　　2026年1月4日 于北京寄荃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