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先生的“芸斋小说”，自上世纪80年代初发表以来，广受文坛赞誉，评论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可谓影响深远，至今仍受到读者和研究者的高度关注。我读这组系列小说，也是始自那个时期，也曾经想要写一篇读后文章，却因某种原因，竟然搁置了很多年，当年记下的一些所思所想，字迹都已经变得模糊了，但文章的题目，却一直牢记在心里。

　　每年参加读书活动时，我都会向与会者讲到孙犁。在我的主题分享中，报纸副刊、读者与作家、孙犁作品，每一次都是关键词。去年从活动现场回来，拿起那部摆在案头的孙犁《芸斋小说》，当初阅读它时的情景，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这部《芸斋小说》，是1990年1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1991年4月，孙犁先生题签后赠我，被我视为具有纪念意义的珍藏本。每当看到老人那熟悉的钢笔字“曙光同志正”，我便会重温一种亲切感，在我不多的存书中，这是比较珍爱的一部赠书。《芸斋小说》的封面为深蓝色，36开本，164页，定价只有2.10元，因为出版时间较早，印数也不多，现在已是图书市场非常珍稀的一个版本了。也正因为这部书出版时间早，出版社在编辑此书时，孙犁的“芸斋小说”仍在创作之中，所以在结集时，只收入了已经发表的三十篇作品，其后的作品便归入到其他版本。

　　在过往的若干年中，孙犁的作品不断出现新的编著，仅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例，2004年7月出版的《孙犁全集（十一卷本）》，收入“芸斋小说”三十一篇，2023年10月新版的《芸斋文丛（三卷本）》，《芸斋小说》卷中的“芸斋小说”仍为三十一篇，但收入了《心脏病》《忆梅读〈易〉》《无题》，原人民日报出版社《芸斋小说》中的《亡人逸事》《玉华婶》等篇，则被归属到了其他类别之中。

　　孙犁创作的“芸斋小说”，始自1981年，首发为《鸡缸》《女相士》《高跷能手》等篇，止于1991年的《无题》，前后创作周期接近十年。这样一个时间跨度，对于一位作家来说，特别是开始进入老龄的作家，常常会发生创作思路上的改变，比如，思维的变化、想法的变化、心态的变化，甚至社会环境的变化，都会使作家改变原有的创作构思，从而终止或变更原先的整体构想。所幸的是，孙犁的“芸斋系列”小说，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从作品发表伊始，直至终笔，基本处于一种良好的状态之下，写一篇发表一篇，未曾遭遇过大的阻力，这使得“芸斋小说”保持了作家的创作初衷，也保证了系列创作的完美收官，展现出了特有的艺术品质和艺术魅力，使之成为孙犁文学著述中的一束奇葩。

　　从首发的几篇至收笔的最后一篇，读者看到的是作家贯穿始终的气脉，均匀而饱满的气韵，每一篇都独具味道，这很难得。当然，收笔之作《无题》，给人以苍凉、凄然之感，读后心情不免沉重。这篇小说文字最短，却意味深长，概括了五味杂陈的人生之旅，令人感慨。1993年年初，孙犁在致友人信中，再一次提到“不再写作”及身体状况欠佳。据此可知，那篇《无题》实际表露出了作者的一种心态和某种预感。《无题》发表于1991年8月30日《新民晚报》。1993年5月，孙犁终因病势加重，在天津日报社等各方的极力动员及劝说之下，住进医院接受治疗。第一次手术非常成功，时任天津日报社社长的邱允盛为此著文《孙犁就医志》，对诊治全程做了详尽记载。此后，孙犁病愈出院，经过调养又慢慢恢复写作。稍后，友人来访时感觉到老人明显消瘦，情绪也不佳，对病情有些悲观。1997年、1998年因病情发作，又再次住进医院……

　　这期间，我曾两次陪同文坛友人前往医院，看望病中的孙犁。病床上的老人一改我心目中的原有形象，消瘦、无望，眼角溢出泪滴，令人心痛。从医院回来，我难过了好些天，心绪难平，发誓今后再不去医院探视病人，这种痛苦实在难以承受。那时，我们文艺部的编辑，都很关心孙犁的病况，希望老人能再次战胜疾病，继续写作，不断有新作发表。回过头来再看《无题》，这既是“芸斋小说”的终篇，也似乎是作者借小说中的人物“他”之口，对写作生涯的告别。这是一位作家内心的挣扎，对文学放不下的痴心与不舍，是孙犁创作生涯进入晚期或临近终期之时，内心的一种灵魂告白。

　　像结束了战争年代的戎马岁月，和平时期的生活相对安定，孙犁先生可以动笔写作孕育已久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一样，经过十年动荡，作家痛心疾首，回想起自己一生的经历，有了太多的反思与情感的积淀，从写作时间可以看出，“芸斋小说”是从那个特殊时期入笔，有近十篇的内容，直接描写动乱年代中的人和事，是“我”的亲身感受，入骨入心。如《鸡缸》中那个姓钱的门卫、《女相士》里的女相士、《高跷能手》写到的李姓“棚友”……都是在那个特殊的时间段，孙犁“发现”了他们，将这些人扭曲的人格、变态的言行，甚至在无望之中窥得的一点光亮，都写进了小说里，作家对他们的印象太深刻，描摹入微，映现出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以及“我”对正直、自由、正义的渴望。

　　我读“芸斋小说”，常常会深陷作品的意境之中，如同读孙犁其他作品一样，这种时候，往往便会忽略作品本身的体裁，散文、随笔、诗歌及书简，都会带给我审美上的享受。读“芸斋小说”也是这样，只要读进去就模糊了体裁所限，第一印象也并未提示这是一篇小说。当作散文来读感觉也很好，一是素材多来自身边的真人真事，二是喜欢孙犁的语言，小说、散文有着共通的韵味。

　　孙犁的“芸斋小说”，除了少量发表在文学期刊上，绝大部分都登载在报纸副刊上，且用的多是“芸斋”“孙芸夫”等笔名。这些“芸斋小说”无一例外地投给外地，一篇也没有发表在自家报纸上，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隐情吧？现在细想，原因大概有三：篇幅都很短小，适合报纸刊发；期刊发稿太慢，不如报纸见报快速；因是写到熟人熟事，唯恐引发不必要的误会。这三点我认为是可信的，尤其是第三点，他老人家怕找麻烦，“芸斋小说”多是取材于现实中的原型，就生活在自己的身边，那些熟悉或了解内情的人，看过小说之后，有时会按图索骥，“找到”现实生活中的那些“真人”“真事”对号入座。据传，天津有一家期刊，曾想转载一篇“芸斋小说”，但因小说写的是本地的人和事，最终还是被孙犁婉拒了。

　　当年，《天津日报》文艺部订阅有多种期刊和报纸，每天下午，邮局都会送来当天的报纸，每当看到“大地”“花地”等报纸副刊上，出现了孙犁的名字，我们都会将报纸抽出来，先睹为快。虽然“芸斋小说”用的都是笔名，但我和同事们都能看得出来，大家抢着来读，见到一篇读一篇，刊发在其他报刊上的也会第一时间找来阅读。“芸斋小说”从初发时就颇具影响，越往后影响越大，逐渐形成了“芸斋系列”“芸斋现象”。其间，有不少评论者撰写文章，从思想性、艺术性等方面，从人性角度、社会变迁与历史层面，对小说给予了高度评价。直至后来，“芸斋小说”在文坛形成影响，孙犁先生便结集出版了一部《芸斋小说》。

　　我那时从评论者的文章中，得到过不少启发和新识，而从作品那熟悉的文笔中，还能另外读出一种亲切感，这使我长久地感动、留恋在文章的字里行间。这种有别于他人的感受，一般读者不会读出来，完全是我独有的一种个人经历使然。不管是当作小说看，还是作为散文读，都会从作品中“看出”或“找到”一些熟人、熟事，并随之产生联想。

　　例如，在《颐和园》一篇中，孙犁写了两位老友H和G，前者是侯金镜，而后者就是郭小川了吧。1977年1月3日，孙犁写了散文《伙伴的回忆》，内含《忆侯金镜》和《忆郭小川》两题，因当时形势所限，作品刊发时已是删减了不少。1978年除夕，孙犁为编辑近作，特写了一篇《删去的文字》，恢复了原先的一些文字。同在1977年1月，孙犁还创作了《诗二首》，一是《记田间》，二是《怀郭小川》。他在编纂《秀露集》时，将写郭小川的这首诗，放到了《伙伴的回忆》中《忆郭小川》一文的结尾，遂使这份情义加重，远超了一般的朋友关系。

　　写作《颐和园》时，已是1987年，时间过去了整整十年，孙犁还在念念不忘那篇《伙伴的回忆》，又将遗漏情节做了补写。他在“芸斋主人曰”中说：“H、G谢世，余有悼文。时势不利，投寄无门。左砍右削，集内聊存。意有未申。此文乃补作也。”新中国成立之前，也即1949年天津解放前夜，郭小川、方纪、孙犁同在河北胜芳集结，进入刚刚停歇炮火的天津，共同创办中共天津市委机关报《天津日报》，并开党报创建文艺副刊先河，兼有新闻经历的三位文学大家，能有机缘并肩工作，实乃新中国文学与新闻事业一大幸事。

　　郭小川是新闻前辈，也是我崇拜的诗人之一。那个时期，我听到不少有关郭小川的传闻，对他的不幸去世心生惋惜。那时我已经在文艺部工作，读过孙犁的回忆文章，又自购了《郭小川诗选》，心中更添敬重。后来，我还看到不少怀念文章，讲到郭小川的经历，在天津日报社任编委兼编辑部副主任期间，他分管副刊科工作，在报社召开读者、作者会议时，他挎着盒子枪赴会，英气逼人。我年轻时喜欢诗歌，特别欣赏郭小川一张头戴鸭舌帽的照片，显得儒雅、倜傥，便也买了一顶鸭舌帽，请报社摄影记者为我拍照留影，引以为荣。1979年元月，《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复刊，时任主编的李牧歌与丈夫邹明，曾同为郭小川麾下，来自冀热辽的群众日报社。在郭小川逝世三周年、诞辰六十周年之际，李牧歌决意在“文艺周刊”组织一块主题专版，以尽缅怀之情。我随李牧歌来到孙犁家，向他请示并汇报。孙犁完全同意专版之事，叮嘱一定要编好、出好。

　　这块专版设计有“怀念诗人郭小川专号”栏版，刊发于1979年5月24日，以诗人遗作为主，并配发编者按，右上角位置便是诗人那张头戴鸭舌帽的照片。这期“怀念诗人郭小川专号”体现了新闻同人对早期创办者的深切怀念，在报纸副刊界产生深远影响。1951年，郭小川从北京专程来津看望孙犁，在多伦道寓所的院里拍了几张合影。几十年过后，作家柳溪将我叫到她家中，让我辨识其中一张照片上的几位作家，我一眼就认出孙犁身边的郭小川，其时，诗人头戴一顶普通布帽，神态安然。2009年，《天津日报》创刊六十周年举办社史展，我特别将这块“怀念诗人郭小川专号”版面检索出来，制作成一块独立展板，与方纪、孙犁的展板一起，布展在《天津日报》副刊的单元里，表达对几位前辈新闻人的崇高敬意。

　　2015年，天津日报社拟筹建郭小川、孙犁、梁斌纪念馆，初步选址在静海县，此事列入了县政府工作报告。之后，团泊镇还公布了打造团泊洼地区文化特色的初步设想。报社为此成立了三个筹备小组，我领衔难度最大的郭小川组。筹备小组迅速开展相关工作，远赴白洋淀等多处实地调研，我带着组员前往北京，登门拜访了郭小川的夫人杜惠。时年已经九十多岁高龄的杜惠老人，当年同郭小川一起参与创办《天津日报》，同样是我们的老前辈，她非常赞同天津日报社的创意，不仅赠送有关研究书籍，还亲手交给了我一条郭小川在团泊洼“五七”干校曾经穿过的蓝布老棉裤，令我大受感动。

　　孙犁写作《伙伴的回忆》的时间落款是1977年1月3日，巧的是，我刚好是在2日那天上午，来到孙犁先生家，送去报社的两份干部履历表，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老人，当然，那时的称呼是“老孙同志”。转天，孙犁便写好了这篇动情的散文，还另为郭小川写了一首悼诗，后又做过补写，仍是意犹未尽，在写作《颐和园》时，再次补记遗漏的情节，可谓战友之情深矣。

　　十年动乱之后，孙犁先生恢复写作的第一批作品，以回忆性散文为主，缅怀当年的老战友，感念战争年代结下的至深友谊，对于朋友的真诚相助，一生不忘。这些散文篇篇精彩，章章感人，作为晚辈，我是当作范文来阅读和学习的，并运用到报纸副刊工作之中。我对郭小川的了解和热爱，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孙犁的文字，它们教会我如何传承党报编辑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一个称职的好编辑。

　　从这篇《颐和园》中，引发出这样多的往昔之情，我深感欣慰，这是时间的积淀与情缘的厚积。感谢重读“芸斋小说”，让我重温旧情，再唤温情。

　　读到《修房》时，同样掀起我心中的波澜，想起许多不曾被遗忘的往事。《修房》写的是1976年唐山地震后，报社组建了修房小组，专职修缮职工的危漏住房。派到孙犁家的修房人员，有一位叫王兴，真正干活的也只有他。小说介绍了王兴的基本情况，看来，他们之间是做过交流的，起码是有着共同语言。王兴原先资质很好，北京大学毕业，在报社做理论宣传工作，因“犯了大错误”而被调离本岗，“文革”开始仍需整日劳动改造。孙犁其时也是挨批离岗，身陷“遭逢”，地震又使得住所毁坏，面临着困境。王兴是知道孙犁的，他们曾同为难友，更是报社编辑部同事。王兴的恻隐之心，实则是出于人的善良本性。“他给我干活，不言不语，实际上处处为我着想。比如，怎样叫人们多干点活呀，怎样找点好木料呀，怎样把活做得细致一点、坚固一点呀，等等。”孙犁对王兴怀有好感、同情。“在牛鬼蛇神学习班里，他从不轻易批判、揭发别人，更不用说陷害别人了。他只管自己好好地去劳动，去改造，去学会各种技能。”这可能就是孙犁褒奖王兴的深层原因吧。

　　小说中的王兴，现实生活中叫王瑞兴。落实政策之后，他离开了新闻单位，被调到市委的一个部门工作。1983年，他得知孙犁在作品中写到了他，辗转找到原刊报纸《羊城晚报》，读过之后十分激动，当即复印报纸永久保存。《孙犁全集》出版之时，他买回一套以示对孙犁的敬意。在之后的岁月里，王瑞兴满怀感激地去看望过孙犁，给老人拜年，孙犁患病期间他还曾多次前往医院探视。孙犁病逝，王瑞兴写了文章《挨斗始相识 修房结友谊——深切怀念孙犁同志》，讲述当年患难中的相处。此文写得极为质朴、感人，可作为《修房》小说的辅读。

　　我这样详谈《修房》，是因我也曾与王瑞兴有过短暂的共事。那是从多伦道孙犁家撤出后，王瑞兴又被派到宁夏路宿舍院，而此时，我也从报社排字股抽调出来，参加报社抗震救灾抢险队，加入到宁夏路修房小组。在修房工地，我向王瑞兴报到，这个小组只有我们两个人，干活时听他一人指挥，我不记得曾叫过他组长，只是喊他“王师傅”。他是承受得起“师傅”这个称呼的。

　　彼时，我们的工作就是维修被震坏的房屋，在宁夏路报社宿舍的院门外，搭建了几层楼高的脚手架，我每天在车间里换好工作服，然后步行到那里按时上班，不走楼梯，要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搬砖、递灰、绑杉篙。我没有干过这种修缮房屋的活儿，脏累不怕，初次攀爬脚手架时，心里不免胆怯。王瑞兴却不同，他戴上头盔和手套，干活麻利又不嫌苦累，更不惧危险，在几层楼高的脚手架上，上下自如，轻松得很。他教我用一支铁钩子，如何往一层层加高的杉篙上绑铁丝，就像一个纯熟的建筑工人，外人哪里会知道，这个“王师傅”曾经是党报的一名编辑记者。

　　读罢《修房》，我才得知，王瑞兴早就被下放到了报社后勤部门，干过电工、水暖工、泥瓦工等，参加地震后的抢险救灾，正是因为之前有了一定经验，所以在抢险修房中表现得非常干练。现在回忆，我们一起干活时，彼此交流并不多，从不谈及社内的事情，更没有传播社会上的小道消息。但他的情况我多少知道一点，但不便详问，他本人碍于自己的特殊处境，平时少言寡语，埋头干活。《修房》中有关他的身世，是孙犁从王瑞兴本人的“交代问题”中记下的。

　　我和王瑞兴在一起修房，大约将近两个月时间，宁夏路宿舍修缮完工后，不知道他又转战到了哪里。过了一段时间，才得知他重新恢复了工作，却离开了热爱的新闻岗位。我则被派往报社对面的行政楼后院（即静园），倒运像小山一样的取暖用煤，直至年底。

　　“芸斋小说”给了我五味杂陈的感觉，情感也是跌宕起伏。十年“文革”，孙犁亲睹了太多的“人物”“事件”“情节”，他写出了真实的情感、鲜明的爱憎，在《太湖》《续弦》《忆梅读〈易〉》等篇中，融入了人生中不同时期的爱情经历，令人动容。孙犁用感恩之笔，写了《三马》中的那个十六七岁的男孩，也即三马。对三马的死，“我的干枯已久的眼眶，突然充满了泪水”，这是灾难过后，生者痛定思痛，面对亡者的悲情哀悼，亦是“芸斋小说”创作的初衷。读至小说结尾，我的眼睛不禁跟着湿润了，感叹人间的善意与温暖。

　　“芸斋小说”对于人性恶的批判是无情的，在看似无情的笔墨后面，暗含人性之善的一面，充满对真善美的崇尚与讴歌。孙犁通过有反有正的人物，正与反比照着书写，表明自身的立场和观点，直面假恶丑，鞭挞阿谀与虚伪。读者对“芸斋小说”可能有各自的解读方式，这是正常现象，无需苛求。我们看待、评价某位作家，首先将他看作一个普通人，一个同样有着七情六欲的人，其次才是一位作家。孙犁先生是一位经受过“十年遭逢”的老人，加上之前历经的战火考验，阅历已是相当丰富，思想与感情也变得更加深邃、细腻。有评论者认为，“芸斋小说”是孙犁晚年文学创作的重要部分，是他转型期的代表作。

　　进入晚年的孙犁，笔锋更趋于犀利、老辣，可说是深入到了事物本质，他回顾往昔，有着太多的感悟，单位的、同事的、老家的，人情的、亲情的、爱情的，挨批的、被斗的、遭贬的，看到的、听到的、嗅到的，内心的、外在的、精神的，过虑的、担忧的、思忖的，回顾的、期盼的、向往的……这些复杂的情感纠结在一起，融合、裂变、综合，终成笔下鲜活的文字，它们经过高度熔炼、提纯，深刻概括了中心思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高度。孙犁的文字最大的力量，来自于内心的纯净，对真善美的毕生礼赞，写出的是自己的心灵。

　　孙犁的作品常读常新。我从“芸斋小说”里，读出了另一种情感寄托。我“对号”的是人间冷暖，感受的是“春天的风”，对孙犁写到的熟人、熟事，深悟到了作家的一颗良善之心。

　　想写有关孙犁“芸斋小说”的文字，是很多年前的一个心愿，今日终于完稿，甚是庆幸。但在收笔之际，心中再次五味杂陈，百感交集，这应该是怀念之情的油然而生吧。我心释然。

　　本版题图 张宇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