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读完了我的作品”文学对谈活动于11月2日在北京举办。马来西亚华文作家黎紫书与中国作家辽京、孔孔、阿依努尔·吐马尔别克四位女性，围绕写作历程、生活体验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

　　辽京曾出版长篇小说《白露春分》《在苹果树上》。对她而言，写作的动机不在于外界的肯定，而在于自己内心的表达与探索：“写作的快乐本身已足够，如果能传达给别人，这就是一个完满的结果。”孔孔出版了长篇小说《我见夕阳与朝阳无异》，她回忆童年读《格林童话》等故事集的感受，认为人类天生喜欢故事，会从故事中认识世界。写作虽困难，却能让她感到安宁。黎紫书则希望通过写作寻找更多的知音，“有些读者的评论甚至可以看穿我的用心，让我感到世上有同行者。”

　　阿依努尔·吐马尔别克是一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写作者，也是“北漂”的单亲妈妈。她的非虚构作品《单身母亲日记》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是一部以她的个人经历为基础的作品。她回顾了自己最初的写作：在外求学时，由于思念家乡和亲人而感到孤单，萌生了写作的想法，“于是，那些文章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写我与女儿的故事

　　意外受到网友欢迎

　　我出生在新疆的石油城克拉玛依。幼年，我在牧场生活过一段时间，还不认识字，但是我跟堂哥说：“有一天我一定要把这里的故事写下来，讲给别人听。”等我离开牧场，要成为作家的梦想就渐渐淡忘了。考入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后，我非常想念亲人，想念新疆的那种风情，于是开始写作。

　　我写了祖父的葬礼，如有神助，甚至觉得，是祖父的灵魂带着我去写的，思念家乡的那种孤单也得到很大的疏解。这篇文章发表在《民族文学》杂志上。毕业时，本来定好要去银行工作，但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北京的一家出版社。

　　工作五年以后，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老师要求每位同学说出三位自己喜爱的作家，我的答案是：海明威、苏珊·桑塔格和金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被海明威的硬汉风格激励着；我也是苏珊·桑塔格的忠实拥趸，读她的作品，留着和她一样的发型，效仿她的生活方式；而在我的少年时代，远离父母寄宿生活，金庸的小说塑造了我基本的是非观，教给我做人之道，我曾希望成为一个仗剑走天涯的人，去很远的地方，经历很多故事。

　　2018年5月，我女儿柯慕孜出生。半年后，我结束了婚姻生活，成为单身母亲。2021年7月，我把柯慕孜接到北京。我参加过线上亲子管教课程，还买了《正面管教》《儿童心理学》等书。对于柯慕孜任何一点小小的成就，我都不吝夸奖，而她对世界的每一次探索，我也都予以支持。我带着她几乎逛遍了北京的博物馆、书店、游乐场和公园。

　　我开始写《单身母亲日记》，在微博上记录自己和女儿的故事，意外地受到网友欢迎。在一位编辑朋友的鼓励下，我把这些文字扩充成一篇非虚构作品，在《天涯》杂志刊发。后来，又有一部分内容在《北京文学》杂志发表，通过公众号推送，阅读量挺大，我的很多朋友都读到了。我回新疆，也会在各种场合遇到这些文章的读者。比如曾有一位哈萨克族作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跟我说：“我读过你的《单身母亲日记》。”我非常吃惊，也很感动，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这个作品会引发“狂风暴雨”，叔叔阿姨们会觉得我“大逆不道”，但反而我收获了很多温情。

　　我想写宏大的山川河流

　　但家庭给了我更多感动

　　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班主任的年纪跟我一样大，但是比我的写作经验更丰富，他叫我“老阿”。他说：“老阿，这一篇写得非常差，所有的比喻句都很平庸。”很多时候，读完一个人的作品能给出中肯的评价是很难的，所以我特别珍惜他。我发给他看的作品，其实在写的时候都用尽了“洪荒之力”，觉得自己已经穷尽，但他还是会说：“故事情节的交错很不合理。”

　　后来我把这篇稿子投给出版社，编辑也提了很多意见。我回家躺了两天，崩溃了。我并不是不能接受批评，而是感觉自己改不出来。我当时想：天啊，我改不了。但躺了两天之后，我又想：这样不行，还是得改，又挣扎着改。其实我特别希望得到这样的批评，对于写作者来说，尖锐的批评是最好的帮助。虽然修改起来很痛苦，而且我觉得最后改得也不好，但那种状态还是很开心的。

　　我喜欢辽阔、宏大的东西，我想写山川河流，觉得家庭没有什么值得写的。但是，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不断回望，我的父母，我去世的祖父祖母，还有我家族里的人，他们对我的爱护和托举，帮我克服了很多困难。我对父母当然也有很多不满，儿女都是这样，觉得父母这不好、那不好，但是慢慢地我发现，我父母对我女儿的爱，跟我祖父祖母对我的爱如出一辙，这让我非常感动。现在我偶尔还会跟妈妈吵架，我就想：有一天我老了，没劲儿了，也会被女儿批评，被孙女批评。这让我和妈妈达成了某种和解。

　　写出无愧于心的作品

　　才称得上真正的作家

　　来北京这些年，我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二十多岁刚刚到出版社工作时，同事多是中年以上的人，他们的生活特别规律，每天很早来办公室，按时下班，似乎永远精力充沛。我想：他们一定是因为已经在北京扎下了根儿，才会这样。而我却像一只蚂蚱，每天都不安分，内心很是焦虑。

　　把女儿接到北京，尤其是在她上小学之后，我们搬到离我的工作地点一公里多的地方，我每天早上骑电动车送她去学校，然后再去上班。迎着朝阳，我在二环路上奔波，身旁有很多打工的人，也骑着电动车——我看到一个大姐，背包后面放了拖把，她应该是一个清洁女工，还有一个大叔，车后面绑着个梯子，他可能是一个建筑工，而我把我的稿子放在电动车前面的筐里，我也是一个劳动者。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内心很昂扬，我觉得我建立起了一种非常平淡也非常安稳的生活秩序。

　　我希望能成为真正的写作者。每当生活动荡、忙碌，或者别的事情可能显得更紧急、更重要，写作按下暂停键的时候，我就特别焦虑和自责。但办法总比困难多，对我来说，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能舍弃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写作，如果每天都能写，我会很开心。

　　一开始我用黑色的小本子写，陆续写了十几个小本子。后来我发现，把它们敲进电脑依然需要时间，就改为用平板电脑和折叠键盘，随时随地都写，有时半夜醒来，还用手机写一会儿。我写得断断续续，也总有断断续续的雄心——我一定会成为真正的作家，写出真正让我骄傲的作品，但是我也知道，在这条路上我要跋涉很长很长时间。

　　所谓真正的作家，应该是什么样？就是全职写作吗？不是。我觉得要写出真正无愧于自己的作品，才称得上作家。我到今天也没有放弃我的职业，我经常在办公室跟同事半开玩笑地说：“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很多写作者，不管生活多么潦倒，也愿意全职写作，但我还是更愿意在生活里摔打。”

　　有人说：新疆、西藏的写作者都端着“金饭碗”，有很多可以写的资源。以前我不认同这句话，因为我觉得那些并不是我想写的。这一两年写得多了，我成长的地方在我内心不断地激荡出波纹，才逐渐意识到，我确实出生在一个“富矿”，我身边的人，包括我家族里的七大姑八大姨，每个人都是一部史诗。生活给了我足够的“酵母”，可以生发出很好的作品，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我希望有足够的时间、平静的心态，把那些真正触动我的人和事写出来，写出真正无愧于自己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