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古今中外有成就的大作家，都有自己的风格。优秀的翻译家也有自己的风格。当翻译家的风格与其选译的作家风格相近时，译作便会达到上乘水平，成为影响深远的名译，像傅雷译巴尔扎克，汝龙译契诃夫，都是译坛公认的典范。反之，从事文学翻译的人，如果功底不深，修养不够，仓促上阵，选择不当，则很难保证译作的质量，更谈不上把握风格和译出风格了。
臧传真教授生前长期任教于南开大学，他是一名学者，也是一位资深翻译家，对俄罗斯文学、英国文学素有研究，撰写过许多见解独到、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参与主编过《苏联文学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还翻译过多部俄国小说，其译笔严谨、精确、简洁，向为学界推崇和称道。俄罗斯著名作家柯罗连科的中篇小说《盲音乐家》的中文译本即出自臧先生的译笔，该译著195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至今已多次再版，在国内文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每一位译者都有自己偏爱的作家。说到19世纪至20世纪初叶的俄国作家，臧先生最喜爱的是普希金、屠格涅夫、柯罗连科、布宁和高尔基。除了柯罗连科的《盲音乐家》，他还翻译出版了普希金《上尉的女儿》，屠格涅夫《三幅画像》《春潮》《父与子》；还选译了上述几位作家的短篇爱情小说，以《幸福》为书名，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臧先生所钟爱的这几位俄罗斯作家在很多方面有着共同点，首先，语言风格极为相近，简洁、朴素、清新；其次，作品题材都贴近大自然；再有就是表现人生际遇富有人情味，充满人道主义的关切情怀。臧先生性情儒雅、文笔洗练，选择翻译这几位作家的作品，完全合乎情理与逻辑。
后应出版社之邀，臧先生开始重译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作为先生的学生，我喜爱他的译著，把他的译作视为范本，常常对照原文阅读，以提高自己对语言的理解和把握能力。在先生的直接影响下，我也走上了文学翻译道路，经常就某些疑难问题向先生讨教。这一次，我更有幸先睹为快，看他的手稿，聆听先生谈译书的体会，受益良多。
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有的译本将书名译为《猎人日记》，在我看来，“笔记”显然比“日记”更合适。但臧先生却想把书名译为《田猎随笔》，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翻译。他解释说：“打猎有两种方式，去深山老林打猎，称为行猎；在乡间树林和田野上打猎，叫作田猎。屠格涅夫在作品中以猎人身份出现，访问地主庄园和农家，了解乡情，以前所未有的角度接近下层人民，因而译为《田猎随笔》更贴近作品内容，也更符合游记散文与小说故事两相糅合的叙事笔法。”想不到一个书名竟有如此丰富的内涵。遗憾的是，后来臧先生的译本出版，依然沿用了《猎人笔记》这一书名。
臧先生还把《白净草原》改译为《贝氏牧场》，我问有何依据。先生解释说：“Бежин луг，前一个词是由姓氏Беж构成的形容词，这个姓不是俄罗斯人的姓，是德国人的姓氏，音译可译为‘贝日’或‘贝什’。后一个词的意思是‘草地’‘牧场’，并非‘草原’（степь），两个词组合在一起，可译为‘贝什家的牧场’，译成‘贝氏牧场’则更简练。1991年俄罗斯出版了此书的新版本，编者称历史上确实有‘贝氏牧场’，贝氏家族的后人至今还保存着有关该牧场的文书。有关这一点，我特意加了一条注释说明情况。”听了先生的一席话，顿生无限感慨。“白净草原”流传了几十年，没有译者和读者提出怀疑，只有遇到了学养有素、译风谨严的翻译家，才把误读误解的题目改正过来。由此我想，文学翻译绝非文字的简单转译，除了文字功底以外，还要求译者具备渊博的文化知识和一丝不苟的探索求真精神。
记得有一次聊天，谈及作家的责任和使命，臧先生对我说：“就一般意义上来讲，真正的作家是社会的良心，是理性、自由和公正这些人类社会基本精神法则的守护者。他们依据这些精神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同时努力促使这些精神能够得以弘扬。屠格涅夫和其他杰出的俄罗斯作家一样，摆脱了政治依附地位和狭隘的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献身于更广大的民族利益和公众利益，作家个性的成因不仅仅取决于自身的职业和政治经济地位，更主要的是源自其社会观念和理想。屠格涅夫的作品往往一经发表就引起争议，这和其创作个性以及独立观察社会现象的视角有关。”
另一次聊天中，我说屠格涅夫始终是小说家，但终其一生是诗人，为此我引用了罗亭的一段话：“诗歌——是神灵的语言。我自己就喜欢诗。不过，诗意不仅仅存在于诗行里：诗无处不在，诗洋溢在我们四周……您看看这些树，看看这天空——四面八方都吹拂着美和生命的气息；而什么地方有美和生命，那里就有诗。”
臧先生听了点点头：“你说得对。这段话虽出自罗亭之口，但的确是作家发自肺腑的心声。屠格涅夫本质上是一位诗人，其小说字里行间流淌着诗意。他的小说最为显著的特征是抒情笔法和淡淡的忧伤。有人说屠格涅夫是现实主义作家，其实，浪漫主义才更符合他的创作个性。在《猎人笔记》中，他以自由而洒脱的诗笔描绘了自然之美，讴歌了生命之美。一篇篇随笔就是一簇簇花束，采自俄罗斯的森林原野，带着晶莹的露珠，散发着泥土的芳香……”
我发现，只要谈话涉及心爱的作家与作品，臧先生脸上就会焕发出光彩，侃侃而谈，兴致极浓。他说：“你想想看，屠格涅夫笔下的人物形象该有多么鲜活！音容笑貌，呼之欲出！霍尔狡猾又精明强干；卡里内奇散漫随和，又富于艺术天性；民间歌手雅可夫的歌声洋溢着不可遏制的活力，让你赞叹；月夜牧场围着篝火讲鬼怪故事的农家孩子，让你难忘……这一个个人物全都进入了俄罗斯文学的殿堂，也在世界文学宝库的人物画廊上留下了身影。”
当谈到屠格涅夫的风景描写时，臧先生更是连声赞叹：“屠格涅夫写景的功力，不仅让托尔斯泰叹服，也让许多西欧作家推崇备至。《猎人笔记》中的风光描绘，真可谓出神入化！变幻的霞光、朦胧的月色、闪烁的星斗，森林、草地、溪流，出没的野兽、啁啾的鸣禽、机灵的猎犬……在他营造的艺术世界里，处处充满了色彩、音响，清新的气息和生命的律动。他的听觉和嗅觉极其灵敏，目光又格外锐利，似乎大自然在晨昏之间、一年四季的微妙变化，他全都了然于心。他那支生花妙笔描绘大千世界的确达到了精致入微的地步！”臧先生的这一番论述让我悟出一个道理：只有热爱，才能痴迷；只有痴迷，才能透过文字走进作家的内心世界，并切身感受作品营造的氛围。
还有一次我向臧先生讨教，请他谈谈文学翻译的方法和体会。先生沉思片刻，然后对我说：“译文学作品，最难的是译出风格。为了把握原作的总体风格，必须反复通读原作，仔细揣摩人物情感、文化背景、民族习俗、语言特色与修辞手法。只有吃透原作，才能原汁原味地再现原作的氛围、情境、意蕴与格调。文学翻译忌讳逐字逐句的死译，忌讳‘字典搬家’。要知道，词在句子里是有生命的，词在字典里是死的。单凭查字典生搬硬套肯定译不好。翻译文学作品应以句段为单位，反复琢磨，融会贯通以后再落笔，增删词语，调整语序，实在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关于文学作品的语言，臧先生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作家的叙述语言，作家讲故事，描写风景与环境，都使用这种语言，这种语言贯穿始终，风格大体上一致，要有一个总体上的认识与把握；另一种是人物的语言，这种语言，由于说话人的身份、修养、文化程度不同而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况——有的优雅、有的粗俗、有的流畅、有的啰唆，翻译家应该做到当俗则俗，当雅则雅，这里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一律追求达和雅，有悖于小说语言的真实状况。”
我觉得臧先生的真知灼见应该写进我们的翻译教材，有志于文学翻译者读了必会从中获益。臧先生不仅精通俄语、英语，于古汉语也有很深的造诣。这样，他在翻译时就多了一层参照，也多了一种表达手段。比如书中遇到有关契约、文书、信函一类的文字，用流畅的古汉语译出来，无形中增加了历史感和文化色彩。我自己能读一点古文，却不会用古文写作，每想到这些就深感惭愧。
还有一次，我和臧先生谈到了文学作品重译的问题，在他看来，文学译著具有“阶段性”。臧先生说，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第一个译本都具有首创性，是很难的，即便存在某些缺陷，但功不可没。后来的译本能参考先前的译本，理应译得更好。臧先生说自己的译本也具有“阶段性”，希望将来出现更完美的译本，他的译本便完成了阶段性的任务，可以淡出或隐退了。臧先生的这番见解全然表现出一位智慧长者的豁达与宽容。
臧先生译过很多俄罗斯小说，却从未去过俄罗斯。对此，他深以为憾。他说：“普希金、屠格涅夫、柯罗连科的作品陪伴我走过了几十年的光阴，我在读书时，常常神游俄罗斯，广袤的森林，茫茫的雪原，城市、乡村、教堂……种种景象呈现眼前，却都是书中得来的印象。有人说译文学作品最好能做到身临其境，看来我只能心临其境。这正所谓身不能至，心向往之。”
半个多世纪前，我们在南开大学外文系俄语专业学习，臧先生为我们上课，全班同学都听得入迷。我们相互传阅他译的《盲音乐家》，大家都为有这样的名师授课而庆幸和自豪。我比同学们更加幸运的是留校当了教师，继续做臧先生的学生，在先生的指点和扶植下我出版了自己的译著。虽然臧先生已离开我们多年,但他赠送的十多本译著现在依然排列在我的书架上。每当翻阅浏览那些珍贵的赠书，仿佛先生依然近在身旁。先生的教诲依然清晰可闻，我会沿着先生走过的道路继续默默地前行，不辜负先生的嘱托与期望。
（作者系翻译家，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学人小传
臧传真（1922—2017），河南省确山县人。1947年毕业于西北大学文学院。先后执教于兰州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1962年调入南开大学，任外文系副教授。1980年转至中文系，任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硕士生）导师、教授。南开大学翻译学科奠基人之一。长期从事俄罗斯文学翻译与研究工作，主要译作有《盲音乐家》《高尔基文集》（合译）《三幅画像》《莫里哀传》《古希腊戏剧史》（合译）《幸福》《上尉的女儿》《春潮》《父与子》《猎人笔记》等；出版有《苏联文学史略》《语言学中的哲学问题》《苏联文学史》等学术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