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得广厦，何以栖居——陈彦长篇小说《人间广厦》新书发布会”于11月16日在北京举办。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评论家白烨、杨庆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与陈彦共同探讨了小说中涉及的人性、知识分子品格、传统文化等话题。

　　陈彦是当代著名作家、剧作家，曾创作《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戏剧、《装台》《主角》《喜剧》《星空与半棵树》等长篇小说，其中，《主角》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阎晶明一直关注陈彦的创作，他说：“陈彦的写作，在攀登上一座座高峰后依然继续开掘，其持久的创造力令人钦佩。《人间广厦》于矛盾中见人间真相，激发出强烈的戏剧张力，引发出对命运、人性的拷问，再现了生活的复杂性。这部作品也把人间的烟火气、传统文化、民间艺术以及现代小说的叙事方法融为一体，可谓相得益彰。”韩敬群对陈彦在《人间广厦》中对于生活细节的描摹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认为，陈彦的作品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彰显了他与这块土地、与这块土地上人民的紧密关联。

　　力图以小见大

　　关注精神栖息

　　小说《人间广厦》中写到的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是一个虚构出来的单位，是一个把多项文化艺术杂糅在一起的单位，从城市中心搬到郊区废弃的钢铁厂，在一个大院子里，占地足有十几亩。研究院能在院子里建一栋成本价住宅楼，但新楼建起来之后，院子里的人就没安宁过。为了分房，发生了各种各样前所未有的事，房子分了三年，分不下去。这部小说就从分房的“最后总攻时刻”开始，写了100节，写到曲终人散。

　　虽然纯福利性质的房屋分配制度早已结束，但在住房的货币化、商品化、社会化进程中，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分配，还是持续存在着。分房，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现实问题，分配的过程甚至天然具有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

　　可能今天的人们不会面临分房问题，但是，所有人都会面临资源的分配问题，包括教育资源、医疗资源、文化资源、自然资源等。合理分配，始终是重要的社会演进衡器，地球上所有的不和谐，都是因为争夺资源。小说承担不了那么大的责任，只是力图以小见大，去窥探一些人类生命的律动。

　　我自己早些年刚参加工作时，也为分房而感到煎熬，我也做过管理工作，多次面临分房的困境。但是作为小说，不能直接把这里面所有的矛盾都直接写出来，而是要塑造人物，讲人物的命运。我塑造了小说主人公满庭芳，他是一个文化学者、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的管理者，他本欲在退休前平稳过渡，却卷入了这场分房博弈，对单位的学术现状、水准、着力点，有了深切的审视与省察。

　　我从分房写起，写着写着，就不是一个单位分房的事了，慢慢延展到城市、乡村的不同角落，甚至进入历史的深层。我想关注生命安居、精神栖息的不同维度，也为沉闷的人生现实打开一点减压的阀门。

　　小说涉及的是过去的生活，但一定具有沟通未来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小说。如果我们写唐朝的故事，没有沟通今天、沟通未来的认知，那这个小说写作的必要性就不大。

　　把读者带进小说

　　不制造阅读障碍

　　如果仅仅是讲分房的故事，每个人都可以讲出一个长篇小说来，只要有足够的单位生活经验。我准备写这个小说时，大家给我提供了无尽的故事，层层叠叠，言说不尽，妙趣横生，但也荒诞悲凉。写作过程中，我一直在回避——写着写着觉得像某个人的故事了，就赶紧绕开，因为这会比较麻烦。我想通过小说重构，依照小说的逻辑来编织故事。

　　《人间广厦》我写了两稿，但总觉得有些东西没有开掘到位。刚好，我在为下一部小说准备素材时，大量接触了西安的一些考古学家，也进入考古发掘现场，进入千古墓穴里面。我听考古学家讲棺椁、骸骨，讲壁画、墓志，讲死者的穿戴、随葬的金银细软和坛坛罐罐，也讲几千年来盗墓贼的“顽强”。这时我找到了《人间广厦》的一个切入角度：墓穴也是“房子”，占地再大，棺椁再厚，随身带去的东西再多，对死者又有多大的意义？可是，现实中，人们就是过不去，不会轻易放弃这些。

　　小说写作，从根本上来说是在谈人性。比如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小说《撒旦探戈》，写一个破败的小村庄，看似与我们今天城市的生活没有关系，但它探讨的是人类的大问题。

　　人的一生，其实是一场没有剧本的戏剧，假如能提前看到剧本，看完要么把你吓一跳，要么大喜过望当场乐死。这个味道，就是小说家要捕捉的东西。人类的命运太过诡异，这诡异恰恰构成了小说家的创作命题。

　　在《人间广厦》中，我写到“小桃红之死”，本来是严格按照现实主义的方法去写的，但写着写着，突然就写到了小桃红的“灵魂”。当然，这里面有悲剧的成分，也有荒诞的成分。像这类东西，我的小说里也在不断地应用，前提是，我不希望带来违和感，一定要适恰地进入、适恰地退出。我想尽量把读者带进小说，让大家相信这是真的、是现实的。当然不是说一味地去迎合读者，但是也不必给读者制造那么多的阅读障碍。

　　通过经典著作领悟文学

　　对熟悉的生活抱有信念

　　我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学习写作，因为写了一部校园话剧，逐渐走上了编剧道路。后来调到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成为专业编剧。我写了舞台剧《西京故事》，又写了《装台》《主角》《喜剧》等小说，其中《主角》获得了茅盾文学奖。

　　作为写作者，我一辈子都在学习，向世界文学经典学习，向当下世界文学思潮学习，也向中国同时代的作家学习。我们的文学前辈讲过四个字：多看多写。我觉得，对于今天的青年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来说，这四个字仍非常管用，要多读经典作品，通过经典去领悟文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年轻时买过一套《莎士比亚全集》，读到有些段落能脱口背出来。每隔两三年，我还会再看一遍《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等。

　　海明威写《老人与海》，其实是写海上捕鱼。梅尔维尔写《白鲸》，是写船长在海上疯狂追赶要了他一条腿的白鲸。看上去是与作者不相干的生活，但对于人性有极强的击穿能力。所以，作者不一定非要守住某一种生活，从事什么职业，对写作来说并不太重要。

　　再比如赛珍珠的《大地》，这本书我定期会拿出来看，应该说写得很传统，是一个外国作家在看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感情以及在这块土地上生长的各种可能性。但看完这个小说以后，我甚至觉得，她写的当时的人，几乎是中国几千年来这块土地上生长的人的总和。我们的很多乡土小说，其实没有写到这个深度，在这方面还是有缺陷的。

　　文学创作要重视生活。这在今天是一个广为争议的话题，有的作家认为生活很重要，也有的作家认为生活不重要。我个人以为，生活最重要，生活是作家的“营养钵”。我喜欢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因为靠得住，容易理出头绪，有时还会在梦中重演，梦醒后久久不能释然，还在想着假如能重新来过，是不是有更好的办法。

　　作家一定要有他熟悉的那一块生活，当然，这个生活不是自然主义的生活，而是要经过省察、咀嚼以后，再结合所阅读的文学经典，来构成故事、塑造人物、讲好人物那些诡异的命运。我总是想在我反复要写的那些生活中，找到这么一些位置，能不能抵达我不知道，我觉得也没有写出自己特别满意的作品，只是一直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