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枫玲的新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妖异与想象》首发式暨同名艺术展开幕式，于9月13日在位于北京798艺术区的中国当代艺术档案馆举办。

　　83岁的孙枫玲从老家费县赶来。进入展厅，她没有打量精心布置的展览，也没留意周遭的掌声，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到底有没有人来看我的作品？”当展厅里熙熙攘攘的人群撞入眼帘，看到互动区的孩子们正学着撕纸，她的心才踏实下来。后来她告诉记者：“我不求大家多喜欢我的作品，只想让撕纸这门艺术被看见，能让大伙儿从中得到乐趣。”

　　这位头发花白、说话带着沂蒙乡音的老人，在民间艺术的土壤里深耕六十余载，用手撕出了沂蒙大地的烟火人间，也撕出了上古奇书《山海经》里面的奇幻世界。她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色彩，仅靠粗犷的毛边、简约的轮廓，就在黑白对比间构成了强大的艺术冲击力，也映照出一段饱经风霜却始终炽热的人生。

　　家是“博物馆”

　　生活即创作

　　孙枫玲的家仿佛一座小型民间艺术博物馆：墙上挂满她的撕纸作品，《沂蒙记忆》里扛锄劳作的老乡憨态可掬，《妖异与想象》中的奇形异兽灵动传神，每一幅都透着质朴鲜活的韵味，瞬间将人带入她用指尖构建的艺术世界。

　　工作间靠墙立着两个书架，因为房间太小，其中一个不得不探出半截儿，把门口堵得只容一人侧身进入。书架被书籍、作品、藏品填满，还有几十个厚厚的文件册，藏有孙枫玲几十年踏遍沂蒙乡村收集到的民间剪纸花样，还有一页页改了又改的手稿和撕纸原作，每一份都是她艺术生命的沉淀。“这个工作间是孩子帮我收拾出来的，但我还是习惯窝在外屋沙发上撕纸。怎么舒服怎么来，想撕就撕、想画就画，不受拘束，才合心意。”孙枫玲笑着说。

　　屋门前的小院子被藤架罩住大半，东面房间的屋顶上，竟有一片绿油油的小菜园。“我年纪大了，小菜园都是儿子照料，但只要有时间，我也上去看看。”孙枫玲笑着说，她喜欢看那些植物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释放蓬勃的生命力。

　　随着年龄渐长，孙枫玲的睡眠减少，凌晨三四点准醒，摸索着打开床头的台灯，要么翻几页书，要么拿起枕边的纸笔，把脑子里突然闪现的灵感勾画下来。待到清晨六点多，儿子做好热腾腾的早饭，她才慢悠悠起身洗漱。

　　“我现在每天就干两件事：散步和创作。”孙枫玲说，上午她会去小公园走走，跟街坊们唠家常；其余时间便沉浸于撕纸的世界。过去她管做饭，炒着菜想起个好点子，就会关了火去画两笔；如今生活有儿子照料，她的创作更显从容。“这就是我最想要的生活。”她说。

　　十几年前，因《山海经》撕纸作品，天津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副教授姜彦文与孙枫玲结识。之后，姜彦文每年都到费县看望孙枫玲。他说：“我每次来，桌上、沙发上，到处都是草稿、没撕完的作品和翻开的书，那种满得要溢出来的创作气息，比任何精致的陈列都动人。对孙奶奶来说，艺术不是摆出来的陈列，而是融进柴米油盐的生活本身。”

　　乡村里成长

　　收藏永流传

　　孙枫玲的指尖似有魔力，一张普通的黑宣纸在她手中辗转撕扯，转眼就成了沂蒙老农挥镰干活儿的身影。这份对艺术的直觉，源自她童年时的家庭滋养。父亲当过私塾先生，每逢春节写春联，年幼的她便跑前跑后帮着铺纸、磨墨；母亲手巧，绣的鞋花灵动精巧，人人夸赞；姐姐的剪纸更是她的艺术启蒙，空闲时她也跟着姐姐临摹花鸟鱼虫。

　　孙枫玲曾在村里务农，插秧、割麦子、运肥料。有一次收割粮食，她一个人落在最后，大伙儿便放下手中的活过来帮她。这些田间地头的温暖细节，后来都化作《沂蒙记忆》系列的创作灵感，她想用撕纸定格沂蒙大地的劳作场景，歌颂那些如山石般沉稳的农民。

　　那时姐姐是中学的图书管理员，孙枫玲每个星期都步行几公里去借书，一借五六本，读完还回去，再借新的。她读书不拘泥于种类，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世界文学名著《牛虻》，以及五花八门的民间故事，都能让她从中发现广阔的天地。她说：“读书是我最大的乐趣，也是我的希望。”

　　上世纪80年代，受姐姐的影响，孙枫玲开始整理家中留存的鞋花剪纸。后来读到冯骥才先生呼吁保护民间艺术的文章，她深受触动，于是背上军用水壶、方便面和大搪瓷缸，搭过路车，走乡间路，寻找散落民间的艺术碎片。

　　在一个小村子，一位老奶奶从自家炕席底下摸出个蓝布包，里面是一张张虎头鞋花、蛙戏莲等形状的剪纸。“闺女，你要是喜欢，就都拿去。”老人说着便把蓝布包往她手里塞。孙枫玲心里热乎乎的。自那以后，她给自己定下一条规矩：收花样时不讲价。因为民间艺术是无价的，她要在能力范围内多给些钱，让这点心意化为一丝暖意，温暖那些清贫的老人。

　　多年来，孙枫玲收藏了三千余件民间剪纸作品，另有一大批民间荷包等工艺品。她心中一直怀着一个愿望：将这些藏品整理成册，编撰成书，让散落民间的艺术瑰宝长久流传。

　　指尖有山河

　　只因为热爱

　　在田间劳动，她总揣上一张报纸，休息时随手撕着玩。“有一次，我撕出一只小狗，报纸边缘毛茸茸的，比剪纸更有韵味，一下子激起了我的热情。”从那以后，她将剪纸技巧与撕纸的独特质感结合，慢慢形成了一种风格。

　　如今年逾八旬的孙枫玲，撕纸时手指依然灵活。她先以铅笔勾勒出大致轮廓，再双手捏住纸边，依照图案，时而果断撕扯，时而小心造型。她说：“手撕不如用剪刀灵活，纤巧做不到，但这不规则的毛边，就像古人说的‘画贵有误笔’，恰好与画理不谋而合了。”

　　孙枫玲的一件作品从草图到完成，常常要经历十几次甚至几十次修改，她的新书《妖异与想象》只收录了部分草稿，因为许多作品修改了太多次，草稿早已找不全了。“我没学过画画，基础不行，没有什么技巧，就只能画出来摆在那儿慢慢体会。”孙枫玲笑着说，“一幅图样画好了，我要拿在手里看，铺在地上看，贴在墙上看，正对着看，站到侧面看……只要不满意，就会一直改，直到它成了我想要的样子，然后才开始撕纸。”

　　创作遇到瓶颈，孙枫玲也不钻牛角尖，她说：“要是对作品不满意，就先放一放，换换心情，说不定这时候灵感反而来找我了。要是为这个焦虑，那撕纸的乐趣不就被冲淡了吗？”

　　她偏爱黑宣纸，也试过其他颜色，总觉得不及黑白对比有力量。“黑色沉稳大气，白色简洁干净，既有视觉冲击力，又能留下想象的空间。”她创作的人物大多没有五官，仅靠轮廓传递情感与动态，“我总觉得加了五官就定死了表情，不如留白，让观众自己去想象，更有趣。”

　　因为孙枫玲爱读书，亲友们常把图书作为礼物送给她。《山海经》就是外甥送给她的，没想到读过之后，她就再也放不下了。她通过书中文字勾勒出一个个神怪的轮廓，在黑宣纸上留下了朴实、鲜活的生命。

　　2016年，姜彦文策划《山海经》主题展，偶然听闻孙枫玲在创作《山海经》题材撕纸作品，立刻被这独特的想法吸引。“那次主题展的展品中，有拓片、插图、年画、版画、剪纸、水墨画等艺术形式，听到有人以撕纸的方式创作《山海经》故事，我特别兴奋。”他辗转联系上孙枫玲。老人爽快地寄来八幅新作。姜彦文见到作品，深感震撼：“那些粗犷的毛边与简洁的轮廓，竟和《山海经》的神秘古朴完美地融合到一起了。”这八幅作品成了展览中最大的亮点。姜彦文专程赴费县拜访孙枫玲，两人更因共同的爱好而结下友谊。此后，姜彦文年年到访，为孙枫玲策划展览、出版画册，成了孙枫玲艺术路上的知己。

　　“从前我只当撕纸是自娱自乐，从没想过能被这么多人喜欢，更没想过能得到艺术家的认可。”孙枫玲说，姜彦文给了她莫大的信心。而在姜彦文看来，这是一场相互成就：“孙奶奶的作品为我的研究增添了鲜活的案例，她的创作理念，让我读懂了民间艺术的纯粹——不迎合市场，也不炫技，只凭内心热爱生发，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最深刻的情感。”姜彦文的评价，恰是孙枫玲艺术创作的最好注脚。

　　以艺术治愈

　　坚持即信仰

　　完成一件作品后，孙枫玲给自己最朴素的奖励，就是去家附近的公园跑上几圈。“心里高兴，就想动一动，越跑越有劲儿。”她笑声爽朗，像个孩子。对她而言，艺术从来不是装点门面的光环，而是治愈内心创伤、战胜困难的良药，更是一种支撑生命的信仰。“剪纸、撕纸让我的心灵始终年轻。每天都琢磨点儿新东西，就觉得自己还有好多事可做，不老。”孙枫玲说。

　　拿到《妖异与想象》这本书，她并没觉得激动，反而心生惶恐。“翻着书，总觉得自己的水平还不够，有点儿勉强。”她笑着自嘲，语气中却也透着满足，“感觉这辈子没白活，总算留下点儿念想了。”

　　她还有很多规划：想继续完善《沂蒙记忆》系列，“还有好多农民的劳动场景，想记录下来”；《山海经》里的异兽也没撕够，“好多神怪还没撕，想慢慢把它们都撕出来”。最让她上心的，是出版一本儿童撕纸书：“儿童撕纸不用非得是黑白的，彩色纸更显活泼，孩子们肯定喜欢。从苹果、小鸡等简单的图案入手，文字要写得通俗易懂，再配上步骤图，能让孩子们轻松走进撕纸艺术的天地。”

　　随着撕纸作品逐渐走进大众视野，孙枫玲参加的社会活动也有所增多。无论在什么场合，她都会反复传递一个观点：“如果你喜欢一件事，一直做下去就好，多晚出发都没关系，只要坚持，一定会有成绩。比如，一群孩子都在画圆，刚开始谁都画不好，别人烦了，扔下笔去玩，只有一个孩子还在画，那他一定会画得最圆。”

　　展览、访谈、出书的光环，并未打乱孙枫玲的日常。她依然是那个凌晨三四点就起床的老人，在晨光中铺开稿纸，耕耘于黑白之间；依然会在创作累了的时候，去院子里看看长势喜人的蔬菜，和街坊聊几句，简单又纯粹。“有纸可撕，有书可读，这就够了。”孙枫玲的艺术世界，没有衰老，只有生长；没有终结，只有出发。只要手中还有纸，心中有热爱，创作就永不会落幕。

　　孙枫玲访谈

　　表达生活的作品

　　才值得反复回味

　　记者：熟悉您的人都说，您在创作时会进入“疯魔”状态，半夜醒了也要修改。这肯定是因为您从中体会到了很多快乐，能否具体谈谈？

　　孙枫玲：最大的快乐就是自由和满足感。创作时，我想怎么撕就怎么撕，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没人干涉我，这种自由是最快乐的。而且，当一个模糊的想法，通过自己的手变成作品，那种成就感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有时候为了一个细节反复修改，虽然累，但改好的那一刻，心里比吃蜜还甜。这个过程让我忘了年龄，忘了烦恼，觉得自己还有价值，还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所以会特别快乐。

　　记者：您的撕纸创作，从身边熟悉的沂蒙乡亲，到《山海经》里谁也没见过的神怪，转变非常大。在创作这些神怪时，您是如何赋予它们性格和灵魂的？

　　孙枫玲：我觉得创作神怪和沂蒙乡亲本质上是相通的，不管是人还是神怪，都得有自己的性格，这样才鲜活。《山海经》里的神怪虽没人见过，但书里的描述很生动，我就照着文字琢磨，想象它们的模样和神态。就像画乡亲们时，我会抓住他们勤劳、善良或豪爽的特质，撕神怪也一样，我把它们当成真实生灵，给它们赋予人的情感：凶猛的，就撕得棱角分明；温顺的，就撕得圆润柔和。说到底，都是在表达它们的特质和情绪，这样的作品才值得反复品味。

　　记者：看过展览的年轻观众评价您的作品“又老又新”，您认同吗？您最希望大家从您的撕纸作品里看到什么？

　　孙枫玲：老，应该是说我的创作手法和题材吧，撕纸是从剪纸发展来的，是老手艺了，我创作的题材，有的是老辈儿人的生活和劳动，有的是古老的神话，都带着岁月的痕迹。新，可能是说我的表现形式吧，我没有照搬老样子，而是用自己的理解去创作，比如人物没有五官轮廓、纯粹的黑白对比，可能让年轻人觉得新鲜。我希望大家能从我的作品里读到真诚和坚持，不管是做艺术还是做别的事，真诚最重要，不要投机取巧。有年轻人说我的作品让他们想起了自己的爷爷奶奶，这让我很感动，艺术就是要打动人心，不管用什么形式。希望大家都能喜欢民间艺术。

　　记者：您收藏了那么多民间老艺人的剪纸，有没有一件让您觉得，即使撕一辈子，也撕不出这么好的作品？您创作时会受到老艺人的影响和启发吗？

　　孙枫玲：有啊，我收藏的那些老艺人的剪纸，有的线条又细又匀，构图特别巧妙，他们不用草稿就能剪出来，他们的手艺是用一辈子的时间练出来的，充满生活的智慧，我真觉得自己赶不上。我的创作是在“跟他们对话”，我学他们的质朴、大胆和对生活的热爱，用撕纸的方式，表达我对生活的观察和理解。

　　（图片由孙枫玲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