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后期，很多外国人进入川江(长江上游)，探寻中国西部地区。他们中有人带着一种神秘的木匣子。当地一些见过世面的人告诫大家这东西会收“魂”，让很多人望而却步。随着不断地了解，渐渐地，川江人不害怕了，后来甚至有人还喜欢上了这种木匣子。一百多年后，川江边小县城的我，就是其中一个。不过它不再是木匣子，是个铁盒子，也小得多，大家叫它照相机。

　　20世纪80年代初，我有了一份在国营单位做杂工的正式工作，每月工资27元。我节俭存钱，几年后，奢侈地先后拥有了两部照相机：海鸥120和红梅135，总价不到200元。

　　为什么说奢侈呢？1980年暑假，我妻子(当然那个时候还不是)初中毕业，顺利考上了重点高中的重点班；她二姐高中毕业，考上了石油中专校，都觉得轻松了，两人高高兴兴从县城去温泉镇上的同学家耍（方言，“玩耍、游玩”的意思）。那里有一个远近闻名的溶洞名仙女洞。在仙女洞游玩时，碰到一位同样来自县城的中年人，胸前挂着一部照相机。洞里只有他们三位游客，“见人熟”的二姐很快与中年人搭上了话，他爽快地给姐妹俩拍了一张合影，约定一个星期后在县城体育场碰面拿相片。相片如约取到，付了中年人三角钱成本。妻子开学后做作文时，写了这个经过，老师当范文在班上念。同学们的注意力不在作文本身，在课堂上就嘀咕起来：“这事是编的，私人会有照相机吗？”而那时我却有两部照相机，当属奢侈。

　　我还没买照相机时，曾和几个朋友约着去我们那里的中心城市万县耍，找原来读书学校的何老师借了一部相机。何老师是校团委副书记，平时负责给学校的重大活动拍照，相机归他保管。

　　那次出去耍，还发生了一件小趣事。在万县港务局门口候船回家时，一个农村男青年走到我面前，突然说了句：“今天拿得到照片不？”我正莫名其妙，就见他身后还跟着两位农村姑娘，才恍然大悟，想来他们是一起到城里耍的，看我胸前挂着相机，误当我是照相挣钱的人了。我赶忙摆手说我不是照相的。

　　我买的是海鸥120相机，立式结构，要低着头取景，拍人物及近距离物体不错。想拍风景，135相机的景深更适合一些。当时红梅135相机有一款新产品，售价65元，几乎比海鸥120相机便宜一半。我正好手里有钱，上年每月5元的零存整取储蓄刚到期，脑子一热，就买下了。

　　买了相机，我开始认真学习摄影理论知识。在县图书馆办了一张至今我唯一的借书证，看完馆藏所有关于摄影技术的书籍。

　　有一年深秋，我和几个朋友一拍即合，去城外栖霞宫的山上野营。那个年代我们不知道帐篷、睡袋之类的户外用品，模仿电影里行军的战士，打好被盖卷，肩挎军用水壶、黄布包，或穿绿军装，或穿劳动服、运动服，提着一盏马灯和小铁锅就出发了。我们的食物更简单：馒头与香肠。馒头可以吃冷的，年轻人身体好；香肠容易煮熟，捡一点干树枝就行。饭与菜都有了。遇巧，树林里有一个废弃的草棚子，我们就在那里安顿下来。深夜，在一闪一闪的马灯下，我们抢食馒头、香肠；躺在散发稻草腐味的棚子里听阵阵松涛，憧憬未来……这是一次本真、简陋的野营活动，我启用相机的自拍装置，留下了一个个现在看来十分浪漫的珍贵镜头。

　　那时刚开始使用彩色胶卷，只有135型号的，要邮寄到万县市冲卷、扩放，往返十来天时间。我担心寄丢失了，稳妥起见，又在120的相机里装上黑白胶卷，可以自己冲卷，再去县城的相馆里洗印相片。想要省钱，相片也可以自己洗印。我有个朋友自制了一套简单的扩印设备，显影与定影粉、相纸可在文具店买到，夜里，在窗户上挂起被盖遮光就可以干活了。一般多是摄影发烧友或摄影创作者才这么做。相馆出来的是商品，而自己在暗室里的操作是第二次创作，比如拍摄时曝光不足，暗室显影时即可做些弥补。

　　彩色胶卷和相片只能在相馆里冲扩，自己干不了。我寄到万县市冲扩的那卷彩色胶卷，每张底片只扩印了一份，因为价格贵呀，又不能找朋友收钱。我和朋友们手里现在保存的那次野营相片，画面都不一样，全是独份。

　　黑白与彩色光影静静地躺在我相册里，分别述说着那一去不复返的年轻、浪漫与简陋；泛着淡淡黄色的老照片，让我记住那些骄傲、炫耀和可以任意挥霍的叫作青春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