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好为是我国著名的女导演，曾执导过《瞧这一家子》《潜网》《夕照街》《迷人的乐队》等影片，还和铁凝合作拍摄过《村路带我回家》《哦，香雪》。她的电影关注现实题材，又有着女性的细腻和诗意，具有鲜明的艺术风格。她很喜欢孙犁的作品，一直想拍《荷花淀》，先后找了四五个人写剧本，但都不满意，觉得没有写出那种诗意的东西。转眼到了1994年下半年，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她还是想把《荷花淀》搬上银幕。铁凝向她建议，不妨找汪曾祺改编剧本。
孙犁和汪曾祺都是深受读者喜爱的著名作家。孙犁是从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走出来的革命作家，汪曾祺曾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文学系，被称作“革命时代的士大夫”。两个人的人生经历不同，但在文学创作方面却有颇多相近之处，他们都是文体大家，都在打通小说、散文和诗歌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他们的文学作品都带有强烈的抒情意味，都把描写风景美、人情美和人性美，作为自己的文学追求。
汪曾祺不仅是著名作家，还是北京京剧院的编剧，是一位戏剧创作方面的行家里手。他创作的京剧剧本主要有《范进中举》《雪花飘》《裘盛戎》，还有抒情戏剧《小翠》，戏剧歌舞剧《大劈棺》，而其中最著名且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当然是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与杨毓珉等人合作创作的京剧剧本《沙家浜》。因此，若要改编孙犁的作品，汪曾祺是十分理想的人选。
王好为并不认识汪曾祺，先是电话联系，自报家门，询问他对改编孙犁的小说是否感兴趣。汪曾祺说，可以谈谈。于是，王好为登门拜访。在漫谈中，两人相互探讨，发现彼此的艺术趣味和创作理念十分吻合。汪曾祺表示，关于改编之事，要等他看完孙犁的作品后再做决定。
对于孙犁，汪曾祺一直十分敬仰，他曾表示：中国让他服气的小说家只有鲁迅、沈从文、孙犁三人。对于汪曾祺的创作，孙犁很早就予以关注。1984年4月，孙犁在《小说杂谈》一文中，曾对一些文学作品予以点评，第一小节点评的是莫言发表在《莲池》上的《民间音乐》，第五小节点评的便是汪曾祺的《故里三陈》，直言“我很喜欢这样的小说，省时省力，而得到的享受，得到的东西并不少”。他认为，汪曾祺的小说是中国的传统写法，“它好像是纪事，其实是小说”，并将自己的小说（《芸斋小说》）与之进行比较：“我晚年所作小说，多用真人真事，真见闻，真感情。平铺直叙，从无意编故事，造情节。但我这种小说，却是纪事，不是小说。强加小说之名，为的是避免无谓纠纷。所以不能与汪君小说相比。”其实，汪曾祺的小说也大都有真实原型，虚构的成分也不多。他们的小说都继承了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的精髓，有异曲同工之妙。
两个月后，王好为再次登门拜访。汪曾祺告诉她，电影的片名已经想好，就叫《炮火中的荷花》，并初步选定孙犁的六七篇小说进行改编，力求凸显残酷战争中的人情美和人性美。王好为十分兴奋，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真正进入到改编阶段，汪曾祺才深切感受到，孙犁那种散文化的诗意小说，改编起来难度有多大。汪曾祺自己的作品也没多少曲折的故事情节和矛盾冲突，他亦不善此道。1954年，他创作了京剧剧本《范进中举》，一次酒后，老舍和他开玩笑，说他的剧本“没戏”，即缺少戏剧性，而他和孙犁的文学风格相近，好处是容易入手，难处是结构剧情不易。
正在这时，汪曾祺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饭吃得很少，笔也懒得拿，整天枯坐在沙发上，颇有力不从心之感。他终于下定决心放弃，便给王好为打电话说：“不行了，写不了。”他说，自己没有战斗生活，对冀中地区的语言不大熟悉，对如何结构电影剧本也没有经验，改不下去。放下电话，王好为立刻登门来见他。汪曾祺之子汪朗回忆说：“无奈王好为很会做工作，一再说他们想搞一个与众不同的战争题材的电影，孙犁的小说很切合他们的设想，而孙犁的作品只有让爸爸改编才能不失其韵味。让她这么一谈，好像爸爸不动笔，就无法把孙犁的精品搬上银幕了。这个责任非同小可。于是，爸爸只好打起精神，勉为其难了……看到他整日冥思苦想、茶饭不香的样子，我们都劝他不要写了，年纪那么大，身体又不好，没本钱玩命了。爸爸也几次都说过洗手不干，但是碍于情面，最后还是咬牙把剧本写成了。”
1995年年初，汪曾祺因肝病和小肠疝气住院，王好为到医院看望，她对《炮火中的荷花》剧本十分赞赏，认为写得“太精彩了，太富有诗意了”，同时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当时，汪曾祺正准备做手术（后未实施），无法动笔。王好为征得他的同意，自己对电影剧本进行了一些结构上的调整和内容上的增删，修改后的剧本发表在《电影创作》1995年第4期上。在中宣部文艺局、广电部电影局的推动下，河北电影制片厂、中影公司影视制片部准备联合拍摄这部影片，后由于资金问题难以解决，拍摄计划流产。
二
其实，最早改编《荷花淀》等作品的正是孙犁自己。1949年，在著名电影导演凌子风的鼓动下，他曾写作过一个电影脚本。抗日战争时期，孙犁和凌子风相识于冀中，又一同从延安返回张家口，是生死与共的战友。进城后，凌子风想拍一个白洋淀抗日斗争的电影，孙犁正值青年，乐于尝试新鲜事物，便把自己的一些小说和散文重新编排一下，搞出了一个电影脚本。
过了很长时间，凌子风写信告诉他，电影脚本送给茅盾审阅，同意了，转到周扬手里，否定了，说是这些故事想象的成分居多，还是另拍一部小说为好。孙犁不大同意这一意见，心中不平，却也没有申辩，只是把脚本中新写的部分摘出来，改成短篇小说《采蒲台》，拿出去发表了，从此不再“触电”。至于那个电影脚本，先是在十年浩劫中被抄走，发还后，被孙犁生了炉火。现在，人们只能从《采蒲台》中略窥其貌。
汪曾祺创作的《炮火中的荷花》共八小节，把孙犁的《荷花淀》《芦花荡》《光荣》《山地回忆》《吴召儿》《嘱咐》等几个短篇小说融为一体，创作出了一部带有浓厚抒情风格的电影文学剧本。
第一小节十分唯美：白洋淀上缓缓展开花瓣的粉红色荷花、满眼随波荡漾的荷叶、飞驰在绿荷丛中的小船、精瘦的老渔翁那双尖锐明亮的眼睛，还有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这一切，都呈现着白洋淀水乡特有的风景美和人民抗日斗争的精神风貌。
第二小节是对《荷花淀》的改写。水生参加了区游击队，与媳妇月夜话别；水生媳妇和村里几位青年妇女追寻自己的丈夫，在大淀遇险，并亲眼目睹了游击队伏击日本大船的战斗场面。回村后，她们苦练射击，驾驶着小船和冰床，出入芦苇荡，配合游击队打击日本鬼子。
第三小节根据《芦花荡》改写。月夜的水淀上，那位精瘦的老渔翁送两个女孩子——大菱和二菱到芦苇荡中去，中途遇到日本鬼子的小火轮，一梭子机枪子弹扫过来，大菱受伤。第二天中午，老渔翁把正在淀中洗澡的鬼子，引诱到自己布下的鱼钩阵中，鱼钩钩住了鬼子的大腿，老渔翁举起竹篙，砸在敌人的头上。
第四小节撷取了《光荣》的前半部分进行改写。在秀梅的配合下，十几岁的原生卡了鬼子的一支步枪，参加了游击队。他的媳妇小五是个落后分子，对原生参加游击队心怀不满，秀梅和水生媳妇对她进行了苦口婆心的教育。
第五小节把《山地回忆》和《吴召儿》糅合在一起改编。一位八路军干部在河边洗脸，和在下游洗菜的女孩子发生了争吵，这个女孩子就是吴召儿。这年冬季，八路军反“扫荡”，那位八路军干部担任了一个游击小组的组长，分配给他的向导就是吴召儿。吴召儿带领游击小组在大山里辗转游击，和敌人进行战斗。
第六小节改编自《嘱咐》。水生回乡看望妻儿，只住了一宿就要返回部队。凌晨，水生媳妇撑着冰床把丈夫送上了前线。
第七小节是改编者创作的一段过渡性文字。大菱、二菱坐着老渔翁的小船到苇塘去，因为这里的自卫工作搞得好，区长让她们来学习和取经。
第八小节根据《光荣》的后半部分改编。水生媳妇、吴召儿、双眉还有秀梅，看到刚从娘家回来的小五，便又开始做她的工作，告诉她，原生去当兵，为的是保家卫国，是光荣的事。小五反驳她们：“光荣值几个钱！”她执意要和原生离婚。小五离开婆家后，秀梅经常到原生家去做活儿，照顾原生的父母。原生在前线立了大功，骑着大马荣归乡里，村里召开了庆功大会，秀梅也在大会上讲了话。
剧本的结尾展现了原生和秀梅这对青梅竹马的年轻人的爱情。画面闪回到秀梅和原生卡枪的场面。奔跑中，秀梅的头巾丢了，他们跑回去找那块头巾。找到的头巾随风飘起来，变成了展翅飞翔的白鹭……
三
汪曾祺创作的这个电影文学剧本，较好地反映了孙犁的文学风格和审美追求，是一部难得的成功之作。但是，由于创作时间仓促，加之汪曾祺青少年时代主要生活在南方，对白洋淀地区和晋察冀的抗日斗争，包括地理环境、风土人情了解不深，在创作上也就难免存在一些瑕疵。比如，第五小节的八路军反“扫荡”，吴召儿带领以“干部”为组长的游击小组转战山地，与白洋淀水乡的抗日斗争缺乏内在联系，本来是水乡之笔，一下子写到山里去了。这一节，如果让从白洋淀走出的水生替代那位八路军干部，让他转战到晋察冀山区，或许更加合情合理，从人物塑造来讲，能充分彰显水生这位青年农民在抗日战争中成长为抗日英雄的历程，而从剧情来讲，也与第六小节的水生返乡之旅形成一个完整链条。
另外，为了增加这个电影脚本的容量，笔者认为可以考虑把孙犁创作于1942年8月的短篇小说《爹娘留下琴和箫》融入进去，与《芦花荡》进行衔接。
《爹娘留下琴和箫》描写了钱智修和妻子参加抗战的故事。钱智修和“我”是好友，喜欢拉南胡，和一位善于吹竹箫的姑娘结婚，后来生下了大菱和二菱两个女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钱智修参加了游击队，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妻子把大菱和南胡交给“我”照顾，自己带着二菱和竹箫参加了抗战。不久，她要到延安去，又把二菱和竹箫送来。过了一段时间，“我”要到别处去工作，只好把两个孩子送回她们的姥爷家。在“五一大扫荡”中，“我”来到了白洋淀，从摆渡的老艄公嘴里，听到了两个女孩子在穿越白洋淀时，被敌人射杀的故事。“我”不能确定那两个女孩子就是大菱和二菱。在那满天芦苇形成的巨大帐幕下，“我”仿佛看见两个穿军装的女孩子走出来，一个拉南胡，一个吹竹箫……
《爹娘留下琴和箫》是孙犁第一篇描写白洋淀地区抗日斗争的短篇小说，作品发表后，一些同志认为有些“伤感”，孙犁便把这篇作品“放弃”了。在延安，他利用这篇小说的素材创作了《芦花荡》，使之成为《荷花淀》的姊妹篇。
1962年，《爹娘留下琴和箫》被冉淮舟发现，抄录下来送给孙犁，几经周折，1980年在《新港》第二期重新发表，并易题为《琴和箫》。阅读这篇旧作，孙犁觉得没有什么严重的“伤感”问题，同时觉得作品所流露的情感很是单纯，它所融入的激情，也比后来的一些作品丰盈，反映了当时迫切的抗日需求。
在《炮火中的荷花》中嵌入《琴和箫》的内容，通过创造性转化，延伸出爱国知识青年参加抗战这条主线，使之与白洋淀地区的青年农民，尤其是青年妇女参加抗战这条主线并行，也许是一种更好的改编路径。这些青年男女在抗日战争中的英雄行为，以及爱情与家庭所汇成的命运交响曲，会赋予这部电影文学剧本更加曲折的故事情节，更加丰富的情感和更加深刻的思想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