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当初清宫大内珍藏的法书名画有相当一部分竟来自天津的大收藏家安麓村的沽水草堂。

　　安麓村名岐，字仪周，别号松泉老人，生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本为朝鲜族人，后入旗籍，祖籍奉天。曾在扬州业盐，家业巨富。康熙四十七年（1708）定居天津，在城东南六里建沽水草堂。他的忘年之友查礼在《画梅题记》中说，安麓村的沽水草堂“贮牙签万轴，余尽商周秦汉青绿宝器，唐宋元明名家之翰墨也”，麓村“寝食其间，俗夫不得窥户牖”，时人将沽水草堂比作元代大画家的清閟阁和明代大藏家的天籁阁。《天津县新志》卷二十五对沽水草堂有此描述：“中绕水竹，台榭之胜，别构邃室，藏金石书画甚富，人比之天籁阁。”天籁阁的主人即明嘉靖年间著名收藏鉴赏家项子京，其书画收藏富比天下。

　　沽水草堂是如何得到这么多珍宝的？史料记载，安麓村虽席丰履厚，然淡泊明志，“学问宏通，极精鉴赏”，为盐务事常往来于淮南、津沽两地，遇书画商求售者，盖以重金易之，藏之于沽水草堂。仅孙过庭《书谱》一件就花费三千金。沽水草堂藏品宏富，人称“海内之冠”。梅成栋称安麓村“倾家收藏项氏（项子京）、梁氏（清初收藏家梁蕉林）、卞氏（清代收藏家卞永誉）印珍”。因此，说沽水草堂“宋元墨妙贮千帧”是毫不夸张的。

　　梅成栋还说安麓村有“鉴赏古迹不爽毫发”的本领（据《津门诗钞》）。那么安麓村是如何练就此等本领的？他自称：“余本性迂疏，志居澹泊，自髻年以来，凡人生所爱好者，如声色之玩，琴弈之技，皆无所取，惟嗜古今书画名迹以自娱。每至把玩，如逢至契，终日不倦，几忘餐饮……迨后目力日进。”（《墨缘汇观·叙》）可见安麓村是以发愤忘食的毅力才获得了鉴别真伪的本领，以亲见多闻练就了一双慧眼。凡经他鉴定的书画大都准确可靠，他的一生为文物的去伪存真作出巨大贡献。

　　安麓村既嗜古今书画名迹，亦喜搜罗古代典籍。其沽水草堂多藏善本，并出资刻印书籍名帖。他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得唐代孙过庭《书谱》墨迹后，为嘉惠后学，决定出资刊刻。问世后，引起书法界的强烈反响且惠及后学。当代书法大家启功先生谈到《书谱》时曾说：“清安岐得墨迹本精摹上板，当墨迹影印未流传时，此拓最称善本。”（《孙过庭〈书谱〉考》）

　　及至晚年，安麓村购藏名迹仍不遗余力。清乾隆九年（1744）重阳节前五日，年过六旬的安麓村久病在床，忽听有人携带三国时期曹魏书法家钟繇的《荐季直表》卷求售，竟离床而起，喜不自持，再三品鉴，认为“无疑为真迹”。遂不惜重金收购，并慨然写道：“何幸衰朽余年，复能得以墨妙，事属奇甚，岂非与翰墨有缘耶？”

　　安麓村编撰有一部书画著录，名曰《墨缘汇观》。该书无论是著录的丰富、鉴赏的精湛，还是编排的得体上，均达到清代最高水平。书分上下两卷，上卷著录法书，下卷著录名画，并记叙纸绢、作品内容，间作考订，海内精鉴者莫不赞之。曾任直隶总督的大收藏家端方在该书序中言：“精识如孙北海、高江村，或谢弗敏焉。”这部书为后人证考真伪和品鉴购藏提供了宝贵而具体的资料。

　　安麓村辞世之后二百年中，因兵燹罹祸，世事沧桑，沽水草堂所藏之精品四处流散。有入皇宫大内而又被盗出者，有贩运至海外而未归者，亦有幸免于难而被珍藏在国内各大博物馆者。张伯驹先生捐献给国家的西晋陆机《平复帖》、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唐代韩幹《照夜白图》、五代董源《潇湘图》及天津博物馆“镇馆之宝”北宋范宽《雪景寒林图》等，当初都曾是沽水草堂的收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