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日本，就得有工作分工，有扛枪的，有造武器的，还得有‘造钱’的……”走进南开区铭德道上一套朴素的两居室，96岁的冯子臣爷爷正坐在沙发上看报。老人关心国家大事和世界时事，爬满皱纹的脸上流露出历经岁月的平和。

　　1929年出生的冯子臣，童年是在枪炮声中度过的，但他没有扛过枪，他的工作是“造钱”。

　　“我8岁那年，日本兵的皮靴声踏碎了家乡的宁静。”回忆起在老家山东省菏泽县（当时尚未设市）乡村生活的片段，冯子臣仍记得一队队日本兵从村头经过的场景：“刺刀闪着寒光，抢东西、烧房子是常事。”

　　冯子臣说，为了躲避日本兵迫害，那时候，他经常要跟着大人们往庄稼地里钻，耳朵里全是枪炮声和哭喊声。

　　混乱的时局让冯子臣的求学之路断断续续。他记得，自己在国民党办的小学里读过书，也上过家乡的私塾，还在共产党办的抗日高小学习过半年。“唯独抗日高小管饭吃，还不收学费。”他感慨道。然而，好景不长。“1943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区域遭遇特大饥荒，地里长不出庄稼，乡亲们只能靠剥树皮充饥，后来连树皮都被剥光了……”饥饿迫使学校停课，14岁的冯子臣失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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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运的转折出现在那个“闹饥荒”的秋天。一位同村的八路军战士找到他：“去运输站吧，给队伍送粮食，能吃饱饭，还能打鬼子。”这个简单的提议让少年冯子臣踏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先是在八路军的运输站“跑腿儿”，后来经人介绍，进了山东省菏泽县的鲁西银行。

　　“到了鲁西银行才知道，咱干的是‘印钱’的活儿。”说到这里，老人笑了起来。他解释道，所谓的银行，藏在村子的地道里，一个仅有5平方米的空间，就是他和战友们的“战场”。

　　“生产条件很艰苦，没有电灯，用的是油灯；没有电动印刷机，用的是脚蹬的转盘机。”老人边说边模仿着脚蹬机器印钱的动作，“每天至少要干12个小时，下班时累得两腿直打哆嗦。”冯子臣说，他们印的是鲁西银行的边币，有一角、两角、一元、五元、十元、二十元、五十元等面额。

　　“当时，边币是抗日根据地的‘硬通货’，能买粮食、换武器。”冯子臣回忆，“虽说印钞票不用真刀真枪跟鬼子干，但也存在很大危险。纸张、油墨、机器零件，要冒险从敌占区偷偷运进来，采购员每次出去都像闯鬼门关。”

　　日本鬼子的扫荡更是悬在头顶的“利剑”。“我们时常需要进行战略转移，今天在这个村，明天到那个村，敌人一来，就得赶紧掩埋机器和枪支——机器要用油布包好，枪支拆开，零部件藏在不同的地方。”冯子臣至今清楚记得1943年秋后那次残酷的扫荡，“鬼子突然包围了村子，两处地下室被发现了，两位工友当场牺牲，损失很大……”说到这里，老人眼圈红了。

　　1945年1月，冯子臣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时，已从山东转移至河南的他，正和工友们在一处秘密地下室继续印钞工作。“同志们都特别高兴，把机器擦得锃亮，还一起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冯子臣说，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鲁西银行印制的边币为稳定抗日根据地经济、支持革命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解放战争期间，冯子臣跟随党组织转战南北，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他始终坚守在印钞岗位。1949年前后，他来到天津，继续在金融战线贡献力量。1953年，经组织培养，冯子臣进入速成中学学习，因成绩优异被保送至天津大学。此后，从天津大学团委副书记，到天津理工学院（现天津理工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他兢兢业业工作，直到1990年离休。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千万人民的牺牲和艰苦奋斗，哪里来的现在的好日子？”如今，走过近一个世纪的冯子臣老人每天雷打不动地读书看报，还要在走步机上坚持锻炼半小时。聊起新闻时事，他眼睛发亮，话语里满是自豪：“你看现在咱们国家，航母下海，飞船上天，别人有的咱有，别人没有的咱也有，看谁还敢欺负咱！”

　　临近采访结束，老人似是有感而发，轻声吟诵起毛泽东诗词《念奴娇·昆仑》：“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冯子臣爷爷念得很慢，声音不高，饱含深情的诗句里道出的正是他们那一代人最朴实的期盼——盼着这太平世界，盼着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