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汤显祖的传奇《牡丹亭》到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明清言情文学深受晚明重“情”哲学思想潮流的影响，学界对这一共识抱持广泛的学术关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情”的概念不同于西方的“爱”，而个中差异正可管窥中国式浪漫主义言情传统中的男性气概是如何构建的。

　　在哲学思想领域，王阳明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为根底，开创了更具个人化色彩的“心学”，文学创作上的“情教说”，从冯梦龙为一部收录了八百余篇世情文学的小说集《情史》所作的序中可见一斑。冯梦龙在序中把“情”推尊为维系所有人伦关系的至高法则。虽然冯梦龙试图让“情”适从于儒家道德，但是“情”的话语体系中包含的颠覆性因素却是不言而喻的。

　　“情”最常被释为“爱”，但本书即将论述，“情”与“爱”有着霄壤之别。首先，“情”绝不仅仅指代男女之间的浪漫爱情，而是包含更为广泛的人际关系与情感，冯梦龙说“一情为线索”，系连“万物”。它是人类情感中最低的共同点，是人际关系的基本范式，是人伦之本。从根本上来说，“情”是对于世间万物的某种感性和敏感性，不仅是对人类实体，也可寄于山岳、川流、鸟雀、草木等自然造物。这种感性外化而成个人化的抒情达意，最好的体现就是贾宝玉的敏感性格。他也因此成为“常人”眼中的“呆气”公子：“时常没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儿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的，就是咕咕哝哝的。且一点刚性也没有，连那些毛丫头的气都受到了。”

　　在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中，“才”与“情”常并称“才情”，以示两者之间的交互关系。一对恋人因诗才而互生倾慕之情，而倾慕之情又能赋予诗才灵感。在这些世情文学中，“才”郎都是“山川秀气所钟特异”，而非随便什么粗鄙俗物。这种超凡之“才”背后蕴含的是一种敏感性，试图通过感性的方式理解世界，从而构成对官方意识形态的一种颠覆。

　　洪昇在《长生殿》的第一出中迂阔宣称：“臣忠子孝，总由情至。”这也是从“情”入手来重新解读儒家道德典范，同时将“情”纳入儒家霸权意识形态。吴人评述《长生殿》的中心主题时将“情”“欲”关系总结如下：“情之根性者理也，不可无；情之纵理者欲也，不可有。”因此，他要通过有别于“欲”来界定“情”。《西厢记》等早期杂剧随着“情教”蔚成风气以及对“纯”情的日渐强调，已经在明清时期的“才子佳人”小说中消失殆尽。人们称颂的是恋人之间由“才”（或“敏于诗”）而生的真情，而逾矩的性行为描写则寥寥无几。言及对“真情”的推崇，就不能不提到《牡丹亭》。其题词中那段有关“情”的魔力的文辞屡经广征博引。

　　在汤显祖看来，“情”是与生俱来的人性本质，“有情人”因此也秉持内在固有、自生自发的天性，成为一种超越阶级、性别、社会限制的身份。尽管受到种种遏制，但“情”所蕴含的颠覆性却不容否定。从某种程度上说，“才子佳人”故事颠覆性元素的多寡厚薄取决于对“情”主题的强调程度。学者周建渝就曾颇有见地地指出“才子佳人”故事的主题倾向，从《西厢记》《牡丹亭》等早期戏剧中的“情”，让渡于《玉娇梨》《平山冷燕》等后期小说中的“才”。贾宝玉无疑是这一理想化“情”的化身，他的形象具有显而易见的颠覆性和异见性，代表一种全新的、叛逆的男性主体，并以此挑战父权制的象征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