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灵魂与历史文化的积淀。每一个地方的博物馆，都是一个地方文化历史的集中体现。

　　多年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去那里的博物馆看看，以了解那里的历史文化。

　　在博物馆里，所有的文物，无疑都是历史的见证者。

　　十年前，在浙江省博物馆，钱塘地区出土的玉璧、玉琮、石钺、青铜矛、纺轮等一件件珍贵的宝物，静静地躺在展示台中。我尽量放轻脚步，慢慢地走过它们，偶尔发现对上了眼缘的，就会静静地站上几分钟，仿佛有一段历史岁月，舒缓地重现在眼前。不经意间，我听到了关于钱塘地区良渚、上山等遗址稻谷灰化石的介绍。在钱塘这一鱼米之乡，其尤令我感兴趣。这说明，钱塘种植水稻的历史极为悠久，且可追溯至史前文明之时。

　　世界上，中国是最早驯化水稻的国家之一，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上山文化（距今约一万年）和河姆渡文化（距今约七千年）为稻作起源提供了实证。中国的水稻史，也是中华文化的发展史。

　　因为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水稻现今已是全世界栽培面积最广的粮食作物之一。无论是广袤无垠的亚欧大陆，还是热情狂野的非洲大陆，可以说只要有人类生活的地方，就几乎都有水稻的生长。但凡能种植水稻的地方，首先会给人“水乡”“富足”的印象。

　　似乎印证了这一点，中国的水稻最先产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南方。在古籍中，有关稻作的记载可追溯至传说中的神农时代，而《管子》等战国文献进一步记载了五谷的重要性。唐宋以后，稻米逐渐成为五谷之首。

　　稻米，从那时起开始成为中国最常见的主食，并与来自西域的小麦一起，构成中国人饭桌“南米北面”的基本格局。

　　魏、晋南北朝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北方人口大量南迁，更促进了南方水稻生产的迅速发展。到了唐、宋以后，南方一些稻区进一步发展成为全国稻米的供应基地。

　　唐代韩愈称“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南宋时期，民间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至明清演变为“湖广熟，天下足”之说，这一切都充分反映了江南的水稻生产，对于供应全国粮食需要和保证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性。

　　稻米文明由此成为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源泉，水稻农耕文明与旱作农耕文明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史。

　　不仅如此，水稻这种本土作物，还因为袁隆平院士，有了“达则兼济天下”的气魄。1964年，袁隆平院士开启了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序幕，今天，在他与一代代农人的努力下，中国已培育出超过7000个杂交水稻品种，增产稻谷近9亿吨（截至2023年数据），中国杂交水稻也走向世界，在60多个国家试种或推广。

　　而水稻的发现，则来源于先民对恶劣环境的抗争。

　　杭州地处南方，这里在山海之间，水网密布，季风气候带来丰沛的雨热，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之自古就是稻米之乡。这样的地理环境，也同时潮湿多雨、水患频发。《史记》里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

　　而筚路蓝缕的江南先民们，却在沼泽中发现了一种喜湿喜热、对土壤不算挑剔的“野草”。这种草的种子富含淀粉，足以果腹，且每年都能定期收获，填满粮仓。这，就是水稻。由此让钱塘大地的河姆渡人从渔猎中，逐渐看到了农耕的曙光。

　　到5300年前，良渚人在今杭州境内建立了一座城市，稻作已然是当时农业的重点。从良渚文明，到新世纪的稻香之乡，千年的稻米文化深刻影响着这片土地。

　　自此，中国人种植“五谷”，春华秋实，生生不息。农业物种几经兴衰，五谷的排序数度演变，但稻米始终居于五谷之首。

　　2014年8月间，我又来杭州，在朋友的热情引导下，去了趟浙大康源生态农场。大片的水稻试验田里种植的水稻正值灌浆期，那景象令我大为惊讶，这里的水稻竟与我在新疆看过的彩棉一样，除翠绿、暗红的颜色之外，还有嫩黄色的。更令人称奇的是，种植者还通过不同的颜色，展现出了清晰可辨的大禹治水、丘比特之箭、米娃娃等卡通图案。现场的一位水稻专家自豪地说，这是世界上首次采用种子直接播种的方式种出来的漫画图形。

　　那一刻，视觉中的稻米，竟触动了我舌尖的味蕾，这是自然而然的，有必然的因果关联。杭州的饮食文化历史悠久，一直以来被称作天堂美食之府，以稻米为食材的糕点也独树一帜。在曾经的“宋都”杭州，先人们用中原故土的面食工艺，加工本地稻米，制作米糕。明清时期，桂花米糕在江南地区逐渐流行。

　　将离开杭州了，请当地人推荐名糕点，准备带回新疆，几个不同的人，首推的皆是桂花米糕。

　　我也很喜欢桂花米糕，不仅是其味适口，还因其名的寓意，充分运用到了谐音，这是中国语言文化的一道风景，“桂”同“贵”，“糕”同“高”，意头绝佳。

　　钱塘稻米，香飘千年，在解决过我们五千年前先人饥饿的同时，还喂养过中华文明清澈的源头，而今更是穿越时空，继续用其母性的馨香，喂养着我们今天的富足。

　　“游遍钱塘湖上山，归来文字带芳鲜”，我虽不能如此，但只想以难抑的心意，礼赞钱塘的稻米及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