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孕七周的张女士居住在河北区新开河街，她选择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未婚生育，并独立抚养即将出生的孩子。然而，当她满怀期待地为新生命做准备，前往社区居委会办理生育登记时，却被“婚姻证明”要求挡在了门外。因为没有结婚证，她被明确告知无法办理生育登记。这让她感到困惑又焦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权利，为什么到我这里，连最基础的生育登记都成了难题？”

　　市民投诉：

　　平等权利遭遇执行梗阻

　　民法典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这为保障非婚生子女及其父母的合法权益筑起了坚实的法律基石。张女士认为，办理生育登记是其依法享有的权利，也是保障孩子未来各项权益的重要起点。

　　然而，法律条文在基层执行中却遭遇了梗阻。记者咨询了张女士居住地东华里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坦言，办理生育登记的系统要求必须上传结婚证，否则无法提交申请。他们也曾向街道反映此问题，但是街道层面同样无法解决系统设置的限制，建议直接咨询河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河北区卫健委工作人员给出了更直接的回答：“未婚生育不能办理生育登记。”但对方同时强调，这并不影响女性正常生育，在社区医院建档立卡和进行产检均无需生育登记，生育保险也能正常享受，生育登记与这些服务是“脱钩”的。

　　现实落差：

　　“脱钩”说法下的权益缩水

　　生育登记与生育保险等系列服务果真能完全“脱钩”吗？张女士的亲身经历和有关部门的回应揭示了潜在的多项权益损失。

　　张女士咨询了她家附近的新开河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得知虽然建档产检没有问题，但该中心无法直接为其开通生育保险。记者向该中心核实情况，工作人员表示，中心的系统要求孕妇在完成生育登记后才能持社保卡开通生育保险。对于未进行生育登记的孕妇，工作人员建议其尝试在“津医保”App上自行开通，但不确定能否成功。

　　更令人忧心的是，张女士通过天津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北方网“政民零距离”平台咨询此事后，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在电话回复中明确告知：没有生育登记，可能会对张女士产生以下影响——其产假将比已婚妈妈少60天，只能享受国家规定的98天，无法享受天津市的延长假；孩子3岁前每年10天的育儿假将无法享受。当张女士援引民法典据理力争时，对方并未对此进行正面回应。

　　破冰实践：

　　多省先行取消婚姻绑定

　　由此可见，生育登记，绝非一张可有可无的“纸”，它实质上是关联着母亲法定休假权利、孩子早期福利保障的关键凭证。

　　记者查询发现，我国已有多个省份和地区，正积极顺应民法典保障平等权利的精神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主动破冰，取消了生育登记与结婚证的绑定。例如，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官网今年5月27日发布信息：生育子女需要办理《生育服务证》（即生育登记），“未婚生育也可以办理”。此外，从2022年开始，福建省、广东省、陕西省、四川省、安徽省陆续放宽了生育登记的结婚限制。这些地方的实践充分证明，“系统要求结婚证”等技术层面的障碍并非不可逾越，关键在于政策制定者是否有决心消除歧视、落实法律赋予的平等权利。

　　河北区卫健委：

　　生育登记是行政管理工作

　　面对法律赋予的明确权利与现实中的“森严壁垒”，张女士的诉求清晰而坚定：依据民法典，维护非婚生子女的合法平等权利，准许办理生育登记。这不仅是为了获得一纸证明，更是为了确保她未来能够无障碍地享受国家及地方规定的延长产假、育儿假等法定权益，避免她的孩子从出生伊始就在某些福利保障上被区别对待。

　　记者就“不能为未婚妈妈办理生育登记”的具体法规依据等问题采访了河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回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完善生育登记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卫办人口发〔2021〕21号）明确规定，登记主体为“夫妻生育子女的”。同时，《天津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妇女怀孕后，应当向夫妻任意一方户籍地或者居住地的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办理生育服务登记。

　　对于张女士援引民法典的规定，该委认为，民法典调整的是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等民事法律关系，而生育登记是一项具体的行政管理工作，其主体、程序和要求由专门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明确规定，属于行政法范畴。民法典相关规定解决的是非婚生子女在民事领域的法律地位问题，并不直接等同于或自动赋予其在现行生育登记行政管理制度中突破“夫妻”作为登记主体的资格，两者属于不同法律领域，不能混同。

　　关于张女士提出的其他权益问题，依据规定，其适用对象均明确限定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

　　专家视角：

　　登记重心应回归到生育行为本身

　　天津大学法学院刘海安教授指出，民法典确立了非婚生子女权利保障的核心原则，该原则的有效落实有赖于具体政策的细化支撑。作为确认生育事实、保障妇幼权益、提供公共服务的基础性制度，生育登记制度是人口管理与服务的关键环节，其设计理应全面覆盖非婚生子女群体，切实保障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在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背景下，生育登记制度的逻辑重心需从侧重生育的婚姻前提，转向注重生育意愿和生育结果本身。这一调整不仅是落实民法典平等原则的必然要求，更是尊重多元生育状态、维护生命平等价值的重要路径。

　　生育登记制度的核心功能在于人口监测与公共服务供给。将非婚生育人群纳入登记主体范围，既能精准掌握人口出生数据，为公共政策制定提供坚实的信息基础，也能实现从单纯确认生育事实到切实保障个体权益的功能升级。在民法典已实施数年的背景下，亟须打破婚姻登记与生育登记的捆绑关系，将登记重心回归到生育行为本身。这要求相关配套机制进行相应调整与完善，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应主动担当。

　　为此，呼吁有关方面正视问题，积极借鉴外省市在生育登记政策上的探索经验，尽快摒弃不合时宜的规定，避免因制度缺位而形成阻碍法律实施、影响民生幸福的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