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93年初南下深圳的。抵深的第一个周日就独自骑着单车，前往东门寻访书店。同事告诉我，深圳的书店都在那一片，一家是解放路新华书店，一家是博雅书店，后者是一家合资书店。我对解放路书店印象很浅，只记得那里人很多，挤挤挨挨的，令人呼吸不畅。这倒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当时这座城市读者众多而书店匮乏的状况。我在解放路书店曾淘到一本自己写的书《东方既白》，这也是我初到深圳最有趣的一个淘书插曲。很快，这家书店就被新建的深圳书城替代了，这是后话。

　　我对博雅书店可谓“一见钟情”：一是因为本来就喜欢书画艺术，博雅恰好是“术业有专攻”；二是这里总有一些港台地区的优质出版物；还有一条就是这里的店员比较专业，常常能够给顾客提供一些比较到位的建议。

　　在博雅购书，我有三次比较难忘的经历。第一次是在此偶然发现一本香港出版的《好大王碑》，我有一阵子对这个拙朴苍厚的名碑十分着迷，因一时找不到印刷品，只好从书友夏天公那里借来复印了一本，时常照着临习。我曾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有淘到，不想在博雅却是“得来全不费工夫”，不由得喜出望外。购回这本碑帖之后，我的临习也就跟着升级换代，把复印本甩到一边去了。

　　第二次难忘的淘书经历，是淘得一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守敬集》。这是一部大书，十六开本十三大册，每册收录专著若干种，令人对这位晚清大学者的渊博学识和勤勉笔耕的精神心生敬畏。我对杨守敬的认知是从书法开始的，尤其对其《学书迩言》等论书名著早有涉猎。后来迷上淘书，才知道这位先贤竟然是访书淘书编书的全能书痴，他的《日本访书志》《日本访书志补》《留真谱》以及《藏书绝句》等书，堪称爱书人不可不读的淘书宝鉴。而这位爱国学人与当时的驻日公使黎庶昌一道，将多年在日本抢救性淘书所获得的国内失传的善本孤本，集纳编纂而成《古逸丛书》（共二十六部，两百卷，49册），更成为中国学者在日本镌刻刊印的古籍珍本，对保存这些中华文化典籍，使之不致淹沦，可谓居功至伟。初见《杨守敬集》，面对它的卷帙浩繁、沉重无比，我多少有些望而生畏，毕竟家中已是“书满为患”了。我打算只买其中的三本，可是店员却说，这套书只能整套销售，不能零卖。正在犹豫时，博雅老总杨国儒走过来，他的一番话令我疑虑顿消：“买书一要精选，二要买全。我们平时购书，要是不全，还要一本本给凑齐呢，你怎么能把它拆散呢？再说，这样的大部头，写书的人用尽毕生心血，编书的一班人至少要花十年心血，印这种学术书肯定要有国家补贴，印数又很少，我们博雅只进了两套，已经卖出一套，只剩这一套了。你一次性搬回家，难道不是超值收藏吗？”得，没啥说的，照单全收。

　　第三次难忘的淘书经历，也是看中了一部大书：朱孝臧所辑刊的《彊村丛书》。这是被誉为晚清“四大词人”之一的朱孝臧呕心沥血编纂的词总集。朱孝臧（1857—1931），号彊村，浙江湖州人。他精通词学，造诣渊深，时人尊其为词学“宗匠”，还有人誉其为唐宋到近代千余年来万千词家的“殿军”。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朱孝臧评价甚高，称其为“学人之词”的“极则”。而朱孝臧的《彊村丛书》所收录唐五代宋金元词人的总集和别集共计260卷，显见此公是寄望于这部词学巨编能够集古今词学之大成。《彊村丛书》的初刻本于1917年成书，而我所见到的则是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的重印本，分装为六函，每函十册，总共六十册，真称得上是洋洋大观。

　　我对宋词一直十分痴迷，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试着填过几十首小词，但是自感俱不足观。本想靠着这部词学百科全书式的皇皇巨著，打通学词之门径，深入词学之堂奥。孰料岁月蹉跎，多年过去，这部大书却一直被我束之高阁，无暇细读，真是辜负它了！